国民党统治的表现：政策和工作（第4/10页）

首先，作者谴责了因抗日战争和之后的内战造成的贫穷。接着发生的通货膨胀使得公务员的薪水锐减，无法与战前水平相比。他们的财产就这样缩水，他们的工资不够养活全家，他们很自然地借助于贪污和腐败，贪污和腐败于是像传染病一样蔓延开来。只要条件适合，贪污和腐败的存在本身就是它们延续和发展的充分理由。

其次，作者谴责了官僚化的现象。他写道：官员的作为越小，他们就变得越怯懦，越想占住位置不放。最高官员们不仅长了岁数，还变成了官僚。他们听任中央、省、市和县一级的政府机构扩张。在所有地方，机关和行政单位都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多。机构越多，里面领导的声音就越不统一，人员承担的责任就越小。光是机构扩张还不够，还有许多新机构相继建立：新的考试系统、人事系统、会计系统、审计系统、统计系统、财政系统。除了老系统不停地修订规章制度外，每一个新系统都有一套新的法律法规。所以无怪乎普通老百姓会感到困惑，衙门的权力对他们似乎更有威胁了。老百姓越感到受到威胁，腐败官员自肥的机会就越大。

最后，环环相扣，更多的机构意味着更多的公务员。在国库状况不变的情况下，公务员越多，他们就越穷，从而创造了腐败滋生的条件。对于政治危机中的关键因素，作者总结道，政府能够而且必须负责。[59]

内战

政府倾向于把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溃败的经济原因上。这种做法是一柄双刃剑，它没有提升人们对政府的看法，只是把政府应负责任的方面从一处转移到了另一处。对于用通货膨胀筹资政策本身，人们倒没有不分青红皂白地特别加以谴责。通货膨胀也许是每个人贫困的直接原因，但是有很多因素助长了反战情绪，绝不是只有区区一个通货膨胀。人们或多或少达成共识：一旦下了决心要剿灭共产党，政府就别无选择要采取通过通货膨胀筹资的金融政策，即使在执行过程中很小心，负面的结果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内战本身成为每个人关注的焦点中心，成为每个人不幸的基本原因。1947年春学生示威期间，平津地区585位教授联名公开祈求和平，部分内容摘录如下：

最近几个星期以来，商品价格持续上涨，给人们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南京、上海、北平和天津都发生了骚乱，有抢米风潮，有学生罢课，工人罢工。我们——以下签名的人——致力于文化与教育工作，从没有政治野心。然而今天，我们亲眼看到了由内战而引起的怒潮和经济凋敝。法国大革命时期和俄国十月革命时期的情况也没有比这更严重。

我们清楚地知道，今天所有未解决的问题都由经济危机而生，而经济危机又由无休止的内战而起，所有的罢课罢工都是这种现状必然的后果。我们通过研究深信，中国已到了崩溃的边缘，无论是政治、军事、经济还是文化。

……如果国民党、政府以及军队当局希望挽救他们自己以及广大民众，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立即停止内战，诚意地与共产党谈判以谋求和平并建立联合政府。[60]

储安平在一年之后评论新行政院院长翁文灏的内阁（成立于1948年5月）时，表达了同样的意见：

今日任何人上台，除非他有办法结束当前的内战，否则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改善当前的局面。……现在一般农村之间之最大苦痛是征兵征粮，假如内战不停，征兵征粮能够停止吗？一般市民阶级最大的苦痛是币值低落，假如内战不停，币值能稳定吗？物价能不涨吗？要改善一般社会的情形，就得增加生产，大规模的着手建设，但是在这烽火遍地的局势下，谈得上建设吗？战火不停，政府只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谈不到全盘的改革。……现在一切的毛病出在内战，一切困难出在内战。[61]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反对内战，是因为他们考虑分析后得到答案：为了让国民党政权按现有构成而维持统治，所需付出的价格过于高昂。这个推理基于一个在1948年中期前一直被信奉的观点：因为双方都没有打败对方的实力，内战可能会无限期地继续下去。一篇陈述这个观点的文章写到，国民党自从1927年开始就试图消灭共产党，一直没成功过，现在也没有长进的迹象。国民党军队在苏北和鲁南获得胜利，甚至在1947年初占领了延安。共产党却依旧没有真正被撼动。相反，他们依靠在抗日战争中发展起来的游击战，使对方很难消灭他们。此外，国民党统治区的通货膨胀如此严重，预示着经济崩溃即将来临。

另一方面，共产党也不能轻易打败政府。这是因为共产党并不比国民党更得民心，而且经济实力较为单薄。尽管腐败和通货膨胀削弱了国民党的力量，与共产党相比，它还是被认为是强势的一方。最后，共产党无法打败国民党还因为苏联不可能像美国支持中央政府那样支持共产党，两者的支持在数额上根本无法相提并论。[62]

至于战争的代价，被用两种方式计算：一种是彻底扰乱城市经济的通货膨胀，一种是农村地区的愈加穷困。印钞机也许成了政府主要的收入来源，但是像已经说过的那样，政府也收地租，并以低于市场价强购粮食和以暂借的名义向农民征收粮食。这些税收以及为贴补当地政府的苛捐杂税，征兵中的腐败，纪律废弛、收入过低的军队在乡村为所欲为——造成了很多区域农民无法承受的负担。正是在这种环境下，上面谈论过的腐败行为才会达到如此规模。很多战时的苛捐杂税意味着官吏牟利的机会增加了，而通货膨胀增加了他们牟利的动机。结果是，一些批评者认为，战争事实上有悖于政府的初衷，因为它正在创造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条件。最后，批评者谴责了战争的直接后果：越来越军事化的政府和日渐疏远的民心。

比起这些原因，政府执意要打这一场如此昂贵的战争，却拒绝进行任何改革，使得民众认为它的决定是值得的——最有力地佐证了自由派的谴责：“国民党政府不是一个‘民享’的政府，相反，它为了追求自己自私的目标不惜牺牲国家利益，可是连这个目标都无法手到擒来。”

战争：经济后果　通货膨胀对城市支领薪俸的中产阶级的掠夺——城市知识分子自己就属于这个人群——经常被城市知识分子指责，但它不是唯一的战争后果。[63]当他们列举内战加诸人民的重担时，也会提到农村。很难下结论他们自己的经济困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战争的感受。我们能确定的是，他们的处境不可能让他们对战争有正面的评价。但是如果他们留下的文字是他们想法的真实反映，那么战争在农村地区的代价——和通货膨胀对城市经济和中产阶级生活水平造成的大破坏一样——让他们对战争做出负面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