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传教士和魔法师（第4/4页）

他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和一顶毛毡帽檐的帽子，帽子上面有一条金色的穗带，看起来有点像海军上将的帽子。几缕小胡子下是宽口大白牙。他叫埃弗特·宾唐，已航行去过世界各个角落。他说着殖民者的语言——荷兰语，却对它表示不屑。“他们殖民了三百多年，留下了什么？只有棕榈树！”他指着远处的一排棕榈树说，树冠在蓝天的映衬下美丽极了。他的英语也非常棒，对各国女性非常了解。意大利女性华美，西班牙女性魅力无穷，法国女性职业，而北欧的许多女性看起来有些恐怖。“她们的皮肤——那白皮肤让我有毛骨悚然的感觉。”他说。

要是他能帮助所有人，那他能否帮我一个忙呢？我手里有一张前往雅加达的船票，但想去反方向的棉兰城。“没问题。”他说。四周已经聚集了不少看热闹的人群——有码头工人、旅客、摩托车司机、士兵以及胖胖的警察，他们腰间别着的手枪锈迹斑斑。他面向围观群众宣告：“这个人不仅是我们公司的客人，更是我们国家的贵客。所以，得上红毯。”他忙活着将一卷红毯在我脚下铺开，所有人笑了起来。他拿走我的票，叫了一个助手过来，耳语了几句便走开了。

我喜欢这类人：他们好自夸，似蹩脚演员，甚至有时坏坏的，但是基本都是热心肠。我喜欢他们创造的戏剧性气氛，他们有计谋，与来去匆匆之人耳语，成卷的现金经手，然后拍拍你的肩，邪魅一笑，转动着双眼，伴随着威胁的手势。

1939年，埃弗特·宾唐出生在西里伯斯岛[4]。1957年，他跟随一群极右翼的游击队员进入丛林，一起反抗苏加诺总统的左翼政权。1962年，他受到特赦，被编制进突击队，派往西里安查亚[5]压制分裂分子，之后接到政府命令去西里伯斯岛。“我对那个地方了如指掌，”他说，“我熟悉那片区域，知道每一条路。”他解释道。他后来娶了一个苏门答腊的妻子。如此“混搭”——他这样形容自己的婚姻，繁衍了“八个真正的印尼人”。

埃弗特·宾唐告诉我，他是个新教徒。他凑到我耳边：“我们这个群体虽然小，但前途无量。”“作为印尼人，我们坚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已足够。第一条是‘所有的印尼人必须信神；第二条是……’说到这儿，他卡住了。”很庆幸，四周的人群中有个刚放学的小男孩，剩下的几项原则他脱口而出：“人道主义，团结一致，民主精神，社会主义。”

“对！”他接话道，“社会主义也在其中，因为我们不想要美国那种放任的自由主义。但重要的是，第一条要我们信神，可并没有说明是哪个神。这意味着，印尼是个多宗教的国家，不只有伊斯兰教，你明白吗？”他说着，眼睛露出一丝狡黠，“我们是一个群岛国家，由大大小小一万三千六百七十七个岛屿构成，有一点八六亿人口，都坚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印尼一定会是一个伟大的、非常卓越的国家。”他热情高涨，“并且，不要忘了，外国朋友，太阳从我们这边升起，东是东，西是西，二者千差万别。你们西方人老是理性为先，经常忘了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但是我们……好了，不说了。总之，太阳从我们这边升起，因为我们拥有所需的一切：我们有土地，有居民，有资源。”之后又补了一句，“即使我们又懒又蠢。”他大笑道，“外国朋友，看看这里的太阳，你就会明白一切。挪威每年有一半的时间看不见太阳，在我们这儿，每天日照十二小时，有日出日落时的壮丽美景。在挪威，此般丽景根本没有。太阳绝对不会从西方升起。绝对不会。所以，外国朋友，请记住：未来属于这里。”

太阳，他口中的太阳，马上就要呈现明信片般壮丽的日落美景，火红的天空映衬着棕榈树起起伏伏的轮廓。船到了，甲板的喇叭大声地播放着忧郁的印尼歌曲。这是一艘漂亮的黄白相间的大型游轮，上面挤满了人，他们如潮水般慢慢地在踏板上移动——身穿浅色纱笼的漂亮姑娘，穿着蜡染衬衣、戴着黑色帽子的小伙。“槟城……槟城……槟城。”出租车、摩托车和小巴车司机大声吆喝着揽客，拽来往游客的胳膊、行李或其身边的小孩，让他们乘坐自己的车。噢，对，这就是东方，不错！

此时，我想起了新加坡。我才离开几天，但感觉已过去几个世纪。对我来说，这个地方非常美好：这是一个简单、真实的世界，人们拥抱、推搡，当面解决问题，而不是通过电脑。语言和动作浮夸，但却有着更多情感，少了条条框框的约束。在这里，一个曾经杀过人的爱国的“哲学家”经理可以在港口的报摊前大方地请别人喝酒，其中有他的朋友、助手、一位错过船的女士以及我这个外国人。

我拿着新的船票登上了船，朝着棉兰城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