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未竟之死（第2/3页）

他住在湾仔区破烂不堪、如蜂窝般拥挤的廉价租房区。为了通风，这些公寓晚上也大敞着，但有上挂锁的铁栅栏防盗。爬了好几段楼梯后，我们到了其中一个铁栅栏门口。地板上有个小祭坛，泛着红光，摆着一碗米饭和几个柑橘，是给保护神和先祖的供奉。我现在都还记得那沁人心脾的焚香。一张老旧的铁桌后面坐着一个中国人，年约七十，穿着无袖马甲，像僧人一样剃了发。他骨瘦如柴的手搭在几本旧书和一个算盘上。

老人给朋友算卦的时候，我就坐在一边。之后，他手指向我，用我听不懂的粤语说：“我感兴趣的是他。”我不得不让步了。

他先用一根绳子量我的前臂，又用手摸索我的额骨，然后问了我的出生日期和时间，拨弄了几下算盘，望着我的眼睛，终于开口了。我猜想他无非会说些占卜师都用的那一套标准的含糊说辞，可以随意解释，皆成文章，好像橡皮圈那样可以随心拉扯。若是你想，总能自圆其说。他要是说“你结婚了，但你的生命中还有另一个女人”，我恐怕会想“哈，可能他指的是那个女人”。他要是说“你有三个孩子”，我可能会饶有兴味地想象自己在世界的哪个角落还播撒了一颗种子。可是，当我的中国朋友给我翻译时，进入我耳朵的这句话让我震惊不已：“约莫一年前，你本会惨死，却以一笑捡回一条命……”确实，这是真的，但是这位我素未谋面的老人怎么能将只有我知道的一段往事描述得如此准确？我的中国朋友是绝对不知道这件事的。

那是在柬埔寨，正好一年前。4月17日，我在金边陷落的前几天刚好离开了柬埔寨，在曼谷昭披耶河（湄南河）边的东方酒店里享受着奢侈的和平与宁静。一想到我留下的朋友得以亲眼看到红色高棉政权进入金边的情景，我就后悔得咬牙切齿。没能和他们在一起对我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我可不准备就这么心甘情愿地接受。我租了辆车，驱车到靠近柬埔寨边境的泰国城市亚兰，于18日早晨穿过边境的铁丝网桥。我脑中是疯狂、愚蠢和不顾一切的念头，我很肯定我能从这里找到去金边的路。我就这么徒步上路了。

路上成群的柬埔寨人和我擦身而过，惊慌失措，往跟我相反的方向奔逃；汽车载满了人和行李，喇叭嘶吼。他们都惊恐万状，一心逃往泰国。其中一个人还挥手示意我回头，但我没有理会。当那些红色高棉的人排成一列开始进城，我也才走到波贝的中心。政府军丢盔卸甲，慌忙逃窜，没有反抗，也没有枪击。第一队红色高棉军从我身边走过，对我视而不见。但第二队把我一把抓起，用枪指着我，把我推搡到市集广场的一堵墙上。他们口中似乎喊着：“中情局！中情局！美国人！美国人！”然后准备朝我射击。

在这一刻之前，我一直以为柬埔寨游击队不过是战后被遗弃在路边或稻田里的尸体。这些是我第一次见到的活人：年轻，刚从丛林里出来，皮肤干燥，被尘土浸得灰蒙蒙，眼神凶狠无比，因为疟疾而发红。“中情局！美国人！”他们不停地吼着。我肯定他们马上就会射杀我，我会死得很快，感觉不到伤痛。我担心的只有我的家人，得知这个消息，他们会多么痛苦。出于本能，我把手伸进衬衣口袋，拿出了护照。我挤出灿烂的笑容，说：“我是意大利人。意大利人。我不是美国人。是意大利人。”

游击队员身后的围观人群中走出一个肤色苍白的人，几乎是白人肤色（无疑是个当地的中国商人），他把我的话翻译成高棉语：“我是一名记者，别杀我……等政府干部来，让他决定……我是意大利人。”红色军放下枪，把我交给一个年轻的游击队员看管，那人好奇地端详了我几个小时。他时不时地用大手枪的枪管划过我的脸、鼻子和眼睛。

太阳快下山的时候，来了一个年纪大些的游击队员，明显是他们的头领。他看都不看我一眼，和他的队员谈了好几分钟，然后转向我，用完美的法语跟我说，欢迎我来到被解放的柬埔寨，这是历史性的日子，战争结束了，我可以走了。

那天晚些时候，我再次得以躺在曼谷东方酒店华美凉爽的亚麻床单上。“要是有人用枪对着你，就微笑。”从那时起我就这么跟我的孩子们说。这差不多是我人生中少有的能教给他们的东西了。

这段遭遇对我来说远不止“人生中的一课”。一如既往，真正的恐惧稍后才会袭来。那以后好几个月我都做噩梦；那一幕总是以慢镜头重现，而且不是每一次都圆满收场。显然这次经历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可这位占卜老人是怎么在他狭小霉烂的小屋里看到那个印记的呢？我若是被刀划伤了，或被子弹打穿了，皮肤上留下的伤疤所有人都能看见。但他是怎么看到红色高棉军在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的内心留下的创伤呢？

看完我的过去，老人还讲述了我和五种自然元素的关系：火，水，木，金，土。“你喜欢木。”他说。这没错：只要有机会我都会在自己周围摆满木头物件，并且在所有味道里，我最喜欢檀香。“若是临水而居，你会非常快活。”这也没错：住在香港的时候，从我们的住所总能看到海，在意大利时，我们在奥西哥那的度假别墅里能听到山泉流淌的声音。

接下来我听到的，就是会支配我的人生整整一年的那句话。“当心了！”老人说，“1993年你有大难，很可能会死。那一年你不能坐飞机。别飞，就算一次也别飞。”他还说，“如果那一年你没有因飞机失事而去世，你会活到八十四岁。”

对过去事件的精准描述和对未来的准确预测之间本不应有什么关联，但显然前者会让后者愈发可信。因此，我后来也发现了，几乎所有的占卜师都采用这个套路，这让我没法忘记老人的预言。他对我过去的“猜测”没法用数学概率来解释。他讲了我和死亡擦肩而过的事情，而这件事情是没法对任何一个走进他在湾仔区的那间小屋里的人都适用的，没法轻而易举地自圆其说或被人抛诸脑后。这和对一个女人说“你有孩子”或“你没有孩子”不一样。我在波贝的经历绝对不属于平常范围之内。

倘若老人果真可以用他自己的方法获悉过去的真相，看到发生在1975年的往事，那么有没有可能他也看到了会发生在1993年的事？

这样说来，这个问题不是那么轻易就能被忽略的；花一年时间来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对我来说有着无穷的诱惑——尤其是当时距离那昭示凶兆的1993年只有短短数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