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未竟之死

对于神秘事物，我始终保持着漠然处之的态度。究其原因，和其他许多事一样，要归结于童年。事实上，这种疏离很早就产生了。

还记得她们在盛水的碗里放了一张某个士兵的照片，又在我头上覆上一块大毛巾，让我在黑暗中俯身坐在碗前，盯着水底那张晃动的半身像。我身边的女人们安静地坐着等待。

这是祖母的主意。她说，仪式需要一个纯洁的灵魂，显然我符合要求。那是1943年，降神会就在我位于蒙蒂切利的老家，佛罗伦萨的工人区进行。我们有个邻居，她叫帕尔米拉，那年冬天大撤退时期她儿子在苏联失踪了，我的任务就是探知她儿子的生死，以及那一刻他正在做什么。

我很乐意说，我看见他在一间木屋里享用餐点，周围是白茫茫的雪地。可我只能看见随着我的呼吸而浮摆的半身像上，那张严肃而不苟言笑的脸庞。这张黑白照让我想起索菲亚诺墓地大理石十字架上的照片，但我不会说出来。这一幕是我童年里最清晰的记忆，我清楚地记得，当她们把毛巾从我头上拿下来，默默倒掉碗里的水时，脸上失望的神色。帕尔米拉拎出相片，用手帕把它擦干。有一个女人说，如果失败，那有可能是因为我失掉了纯真——这不可能，因为那时候我还不到五岁。但谁知道呢？也许其实降神会成功了：帕尔米拉的儿子后来再也没从苏联回来。

自那以后，在我的人生中，我从未对那表象以外的未知世界表现出一丝超过好奇的情感，而那好奇也是再正常不过、带有怀疑色彩的；并且，出于本能，我总是能为发生在眼前的难以解释的事件找到某个合理的解释。后来，当我有了孩子以后，这种对理性解释的需要就更为迫切了，因为孩子们总是在任何时候都要求一个“解释”。

有一次，我带家人去德里庆祝我的四十岁生日（希望在印度种下象征性的种子，以便日后正式宣布定居于此的打算），一个老锡克教徒走近萨斯基亚和弗尔科。那时候他们分别是八岁和九岁。“愿意的话，”那老人说，“我能猜出你们祖父的名字。”他们满腹狐疑地给了他几个卢比，然后老人问了他们几个问题，随即在纸上写出字母G，这让他们大吃一惊。G是我父亲的名字Gerardo的首字母。我艰难地说服他们，这和印度众多“奇迹”（从把人活埋到绳子立起来）一样，背后总有个小把戏。他们很可能在回答他的问题时暗示了字母G。不可能！他们很确定，老人至少会读心术。几年后，我们在泰国度假，发生了一件我们亲眼看到却无法用“把戏”来解释的事。

当时我们和老朋友塞尼及他女朋友茵一起住在皮皮岛上，塞尼是泰国记者。皮皮岛曾是个热带天堂，蓝海，白沙，竹草屋，直到它也被电器、传真机和带泳池的混凝土旅馆入侵。我们正要坐船去看威严神秘的洞穴，几个世纪以来当地人都在其中采集一种被中国人格外珍重的美食：燕窝。忽然，茵发现她把相机落在他们的小屋里了。“等一下，”她说，“我给塞尼打个电话。”电话？岛上可没有这种通信工具！茵坐到一边，把头埋在手心里，眼睛紧闭，就好像在奋力发起对话。几秒钟以后，塞尼在远处出现，就像一个正在穿越白沙的黑点。“相机！茵，你忘了相机！”巧合吗？肯定是。我的脑海中没有丝毫怀疑。

弗尔科却激动不已。小船、大海、神秘的洞穴，以及当地男孩用来采燕窝所攀爬的参天竹竿，这一切对他来说都索然无味了，因为他见证了通灵术存在的可能性。那天后来的时间他都花在“练习”上，到了晚上吃饭前，他宣布要去和妈妈建立通灵感应（他妈妈此前有事去了佛罗伦萨）。“妈妈现在在干什么？”萨斯基亚问他。“睡觉，”他答，“我看见她正在睡觉，周围都是蓝色的光。”此时的意大利刚过正午，我们家中不可能有蓝色的光，并且他妈妈从来不午睡。

然而一周过后，安吉拉从佛罗伦萨回来，告诉我们那天她恰好去了我们的乡间别墅，在亚平宁山区托斯卡纳的一个叫奥西格那的村子里。就那一次，她吃过午饭，在孩子们的房里小憩了一会儿，房间的窗帘是蓝色的。我有个会超自然感应的儿子？我会更倾向于认为这不过是恰好猜中了。

跟所有人一样，我听过、读到过成真的预言和超能力者（会飞，会飘浮，能看到过去，参透未来），但我并没有太在意。如果这些都是真的，那我们如何再过正常生活？如果命运已然写在掌心或星象里，那我们如何再像平常一样赶巴士，出现在办公室里，交电费？我们是不是该抛开现有的生活，全心全意投身于对这些现象的研究？可人们还是按部就班，火车照常行驶，信件照常来，报纸一天不落。我告诫自己，超自然现象不过是少数人捏造出来的，是歪曲的想象力的产物，和其他东西一样，不过是因为人们需要去相信表象之外的世界；我不必关心。就这样，我在亚洲生活的这么多年里都没有关注事物带有神秘色彩的一面。我拜访过寺庙和修道院，听过各种各样的故事，可从不允许自己被打动。每当我需要核实奇怪的传闻时，总能觉察到不合理的地方。我听过的故事并不符合现实。

旅居亚洲这么多年来，我从未测算过星盘或向那些数不胜数的占卜师中的任何一位请教过人生，因为对于他们我始终有一种骨子里的反感。孩童时期，战争刚过，吉卜赛人总会在我们门口逗留，请求给我妈妈看一卦手相。妈妈总会拒绝，插上门闩，说他们都是小偷，会给我们催眠，再把我们仅有的那一点财产抢走。妈妈的愤愤不平显然对我有着某种程度的影响。

在香港时，我本来也不想去找那位命中注定的占卜师。那时候我们刚从新加坡搬过去，在英租界我们遇到一个在上海相识的多年老友，他是20世纪60年代我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他的妻子是一位有名的电影导演，并且是云南最后一届军阀的孙女。她醉心于赌博，极其迷信。每隔一阵，她就要去澳门，和我一样成天玩二十一点、百家乐，尤其是番摊，一个再简单不过却让人沉迷的游戏。庄家把一碗纽扣倒在桌面上，再用一根象牙筷四个一组地移除它们。参与者要猜的是最后剩下的纽扣的数目：零、一个、两个还是三个？这游戏的魅力在于，你能从高处的栏杆边操作，下注和收取赌赢的钱都是通过一个用绳子吊着的柳条筐。

每次她去澳门，在乘气垫船之前都会向她的占卜师询问日子的凶吉。“他是香港最好的大师了。你应该去见见他。跟我一起去吧。”她说，终于说服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