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号病房（第4/16页）

安德烈·叶菲梅奇来到这个城市就职的时候，这个“慈善机构”的情况简直糟透了。病房里，过道上，医院的院子里，臭气冲天，叫人透不过气来。医院的勤杂工、助理护士和他们的孩子们都跟病人一起住在病室里。蟑螂、臭虫和老鼠搅得大家怨声载道，不得安生。在外科，丹毒从来没有绝迹过，整个医院只有两把手术刀，体温计一个也没有，浴室里堆放着土豆，总务长、女管理员和医士勒索病人钱财。据说安德烈·叶菲梅奇的前任老医生把医院里的酒精偷偷拿出去卖，他还和护士、女病人有私情。所有这些乌七八糟的事城里人尽皆知，甚至添油加醋，然而人们对此漠不关心。有些人辩解说什么住医院的都是小市民和农民，这种人对此已求之不得，因为他们家里的生活比医院里还要糟得多，总不能供他们吃松鸡吧！另一些人则辩解说，没有地方自治局的资助，光靠本城的财力，像样的医院是难以办到的；谢天谢地，医院虽糟，总算有一座。而成立不久的地方自治局不论在城里还是城郊都不开设诊疗所，理由是城里已经有医院了。

细看一番医院后，安德烈·叶菲梅奇得出结论：这个机构道德极坏，对病人的健康极为有害。照他看来，最明智的可行办法就是把所有的病人放回家，这所医院关门大吉。但他考虑到，光凭他个人的权限很难做到这一点，况且这也无济于事。即使把肉体上和精神上有污秽的人从一个地方赶出去，他们也会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应当等待他们自消自灭。再说，人们既然开办医院，而且容忍它的存在，可见人们是需要医院的。种种偏见和所有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卑鄙龌龊的丑事也是需要的，因为久而久之它们会转化为有用之物——畜粪不是可以变成黑土吗？这个世界上所以好东西在它开始的时候无不带有丑恶的成分。

上任之后，安德烈·叶菲梅奇对医院里的混乱现象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他只要求医院的勤杂工和护士不再在病室里过夜，添置了两柜子医疗器械。至于总务长、女管理员、医士和外科的丹毒，依然故我。

安德烈·叶菲梅奇极其喜爱智慧和正直，然而要在自己身边建立明智和正直的生活，他却缺乏这方面坚强的意志，缺乏这方面的信心。下命令，禁止，坚持己见，这些他是完全做不到的。看来他似乎发过誓，永远不提高嗓门，永远不用命令式。“给我这个”或者“把那东西拿来”这样一些话他很难说出口。他饿了，总是犹豫不决地咳几声，对厨娘说“能不能给我一杯茶”或者“能不能给我弄点儿吃的”。至于对总务长说不准他偷盗，或者把他赶走，或者干脆废除这个多余的寄生虫的职位——这些他完全是无能为力的。每当有人欺骗安德烈·叶菲梅奇，或者奉迎他，或者拿来一份明明是造假的账单要他签字，他总是窘得满脸通红，尽管他感到心中有愧，但还是在账单上签了字。遇到病人向他诉苦说吃不饱，或者抱怨护士态度粗暴，他就发慌，负疚般嘟哝说：

“好，好，过后我调查一下……也许，这只是场误会……”

起先安德烈·叶菲梅奇十分勤奋。每天从早晨起他就给病人看病、做手术，有时甚至接生，一直忙到吃午饭。女病人都说他细心，诊断准确，特别是儿科疾病和妇女病。可是时间一长，他因为工作的单调、徒劳无益，显然感到厌烦了。今天接诊三十个病人，到明天一看，增加到三十五人，后天便是四十了，就这样看病，看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城市的死亡率却没有下降，病人照样不断涌来。一个上午，要对四十名就诊病人真正有所帮助，这在体力上是办不到的，所以尽管不愿意，结果只能是敷衍对付过去。一个会计年度接诊一万两千名病人，简单计算一下，那就是一万两千名病人受到了欺骗。至于让重病人住进病房，按科学的规章加以治疗，这同样做不到，因为规章是有，科学却没有。且不说道义上的评说，像别的医生一样死板地照章办事，那么为此首先需要洁净和通风的环境，而不是垃圾和污浊的空气；需要有益于健康的食品，而不是酸臭的白菜汤；需要得力的助手，而不是窃贼。

再说，既然死亡是每个人正常合理的结局，那又何必阻止人们去死呢？如果某个商人或文官多活了五年十年，那也于事无补。如果认为医学的任务在于用药物减轻痛苦，那么不能不问：为什么要减轻痛苦？据说，首先，痛苦使人达到完美的境界；其次，如果人类当真学会了用药丸和药水减轻自己的痛苦，那么人类就会完全抛弃宗教和哲学，可是到目前为止人类在宗教和哲学中不仅找到了避免一切不幸的护身符，而且甚至找到了幸福。普希金临死前经受了可怕的折磨，可怜的海涅瘫痪卧床好几年。那么为什么某个安德烈·叶菲梅奇或者玛特廖娜·沙维什娜就不该生病呢？殊不知这些人的生活原本毫无内容，如果没有痛苦，那他们的生活就完全空无一物，不就变得像变形虫一样的生活了吗？

一想到这些，安德烈·叶菲梅奇便变得心灰意冷，从此他不再天天去医院上班了。

六

他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通常他早晨八点左右起床，穿衣，喝茶。然后在书房里坐下看书，或者去医院上班。在医院里，门诊病人坐在狭窄昏暗的过道里等着看病。勤杂工和护士们在他们身边来回奔波，靴子在砖地上踩得咚咚响；穿着病服的瘦弱住院病人来来去去；死尸和装满污物的器具也从这里抬出去；病儿哭哭啼啼，穿堂风不断灌进来。安德烈·叶菲梅奇知道，这样的环境对发烧的、害肺痨的和本来就敏感的病人来说简直是遭罪，可是有什么法子？在诊室里，医士谢尔盖·谢尔盖伊奇正在迎候他。他身材矮小，肥胖，圆润的脸刮得很光，洗得干干净净。他态度温和，举止从容，穿一身肥大的新西装，看上去与其说像医士，不如说像枢密官。他在城里还私人行医，场面很大。他系着白领结，自认为比没有私人行医的医生更高明的了。诊室的墙角有一个神龛，里面放一尊很大的圣像，点一盏笨重的长明灯，旁边有个读经台，蒙着白布罩。四壁墙上挂着好几幅大主教的肖像、一张圣山修道院的风景照片和一些枯萎的矢车菊花环。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信仰上帝，喜欢神圣的仪式。圣像就是用他私人的钱设置的。每逢礼拜天，由他下命令，要某个病人在诊室里大声吟唱赞美诗，唱完之后，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便手提香炉，走遍各个病室，摇炉散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