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号病房（第2/16页）

二

大约十二年或十五年前，文官格罗莫夫住在城里一条最主要的大街上。他拥有私宅，是位既有地位，家道也殷实之人。他有两个儿子：谢尔盖和伊凡。谢尔盖在大学四年级时得了急性肺结核，死了。从此一连串灾难便接踵而来。安葬了谢尔盖，一周后，年老的父亲因为伪造单据、盗用公款被起诉，不久因伤寒病死在监狱医院里。房子和全部动产被拍卖，伊凡·德米特里和他的母亲落到了两手空空的惨境。

父亲在世的时候，伊凡·德米特里住在彼得堡，在大学读书，每月能收到六七十个卢布，从不知穷滋味。他的生活发生剧变后，他只好从早到晚去给人授课，收入低微。他也做抄写工作，却仍旧忍饥挨饿，因为他把全部收入都寄给母亲维持生计了。伊凡·德米特里忍受不了这种生活。他垂头丧气，变得虚弱不堪，不久就放弃学业，回到家乡。在这里，在这座小城里，他多方托人，好不容易谋得了县立学校的一份教职，但因跟同事相处得不好，不受学生欢迎，很快他就辞职不干了。接着是母亲去世，他失业在家有半年之久，只靠面包和水度日，后来当上了法院的民事执行员。他一直担任这个职务，最后因病被解职。

他给人的印象始终是个疾病缠身的人，即使在青春年少的大学期间也是如此。他总是脸色苍白，身体消瘦，感冒不断，吃得少，睡不好。只要一杯红葡萄酒就能弄得他头昏脑涨，歇斯底里发作。他想跟人们交往，但他生性急躁、多疑，与人合不来，缺朋少友。他向来瞧不起城里人，总说他们粗鲁无知，过的是浑浑噩噩的禽兽般的生活，这是他所深恶痛绝的。他说起话来用的是男高音，响亮而激烈，怒气冲冲，愤世嫉俗，要么兴奋欲狂，惊讶异常，但无不一片真诚。不论跟他谈什么，他总是归结到一点：这个城市的生活沉闷、无聊，交往的人中没一个有高尚的情趣，结果害得生活死气沉沉、毫无意义，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暴力、愚昧、腐化和伪善。卑鄙之辈锦衣玉食，正直的人忍饥挨饿；社会需要学校、主持正义的报纸、剧院、大众读物和知识界的团结；必须让这个社会认清自己，为此而感到震惊。他评论人时总加上浓重的色调，非黑即白，不承认有其他的色彩。他把人分成卑鄙小人和正人君子两类，中间的人是没有的。关于女人和爱情他总是津津乐道，满腔热情，但他一次也没有爱过谁。

尽管他言辞尖刻、神经过敏，城里人都喜欢他，背地里都亲切地叫他万尼亚[33]。他和蔼可亲、乐于助人的天性，正派纯洁的道德，就连他那件破旧的常礼服、病态的外貌、家庭的不幸，无不唤起人们心中美好、温馨而忧伤的情感。此外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博览群书，用城里人的话说，他不啻是这个城市里的一部活字典。

他读过很多书。他常常坐在俱乐部里，神经质地捻着小胡子，翻阅杂志和书籍。看他的脸色可以知道，他不是在阅读，简直是在狼吞虎咽，根本来不及细嚼慢咽就吞下去。应当认为，阅读是他的病态习惯之一，因为不管他抓到什么，哪怕是去年的报纸和日历，他都急不可耐地读下去。他在家里总是躺着看书。

三

一个秋天的早晨，伊凡·德米特里高高翻起大衣领子，在泥泞中啪嗒啪嗒地走着，穿过小巷和一些偏僻的地方，费力地去找一个小市民的家，凭执行票向他收款。每天早晨，他的情绪照例不高。在一条巷子里，他遇到四个荷枪实弹的士兵押送着两名戴着手铐的犯人。过去伊凡·德米特里经常遇见犯人，每一次他们都引起他的怜悯和不安，可是这一次相遇却给他留下一个异样的、奇怪的印象。不知为什么他突然觉得，他也可能被铐上手铐，也同样由人押着，走在泥泞里，被投入监狱。他在那小市民家待了一会儿后回家。在邮局附近他遇见一个认识的警官，对方跟他打了招呼，还和他一道走了几步，不知为什么他又觉得这很可疑。回到家里，一整天那两个犯人和荷枪士兵的形象一直在他脑子里挥之不去，内心一种莫名的惶恐不安害得他书报读不下去，注意力集中不起来。晚上他在屋里没有点灯，夜里也不睡觉，老想着他可能被捕，被戴上手铐关进监狱。他知道自己从没犯过什么罪，可以担保今后也绝不会去干杀人放火和偷鸡摸狗的勾当。可是，无意中偶然犯下罪行难道难吗？难道不会遭人诬陷吗？最后，难道法院不可能出错吗？难怪千百年来人民的经验告诫我们：谁也不能保证不落到讨饭和坐牢的境地[34]。现行的诉讼程序下，法院的错判是完全免不了的，不足为奇。那些对别人的痛苦有着职务或事务关系的人，如法官、警察和医生，久而久之，出于习惯势力，会变得麻木不仁，以致对他们的当事人即使不愿意也可能采取敷衍了事的态度。从这方面讲，他们同在后院里杀羊宰牛而看不见血的农民没有丝毫区别。在对人采取这种敷衍塞责、冷酷无情的态度的情况下，为了剥夺一个无辜的人的一切公民权利并判他服苦役，法官只需一件东西：时间。只要有时间去完成某些法律程序，就大功告成——

法官就是凭这个领取薪水的。看你在这个离铁道二百俄里的肮脏小城怎么为自己寻找公正和保护吧！再说，既然社会把任何暴力视作明智、正当而必要之举，而一切仁慈的举措，如宣告无罪的判决，却引起众怒和大规模的报复情绪，在这种情况下，侈谈公正，岂不可笑？

第二天早晨，伊凡·德米特里提心吊胆地起了床，额头上冒出冷汗。他完全相信，他每时每刻都可能被捕。他心想，既然头天那些沉重的思想久久缠着他不放，可见这些想法不无道理。事实上，这些想法早已在他的脑子里无端形成了。

窗外不慌不忙走过一个警察：这不无用意。瞧，有两个人站在房子附近，也不说话。他俩为什么不说话？

从此，伊凡·德米特里日日夜夜受尽折磨。所有路过窗外的人和走进院子的人都像是奸细和暗探。中午，县警察局长通常坐着双套马车从街上经过，他这是从城郊的庄园去警察局上班。可是伊凡·德米特里每一次都觉得：马车跑得太快，他的神色异样，显然他急着跑去报告城里出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犯人。每逢有人拉铃或者敲门，伊凡·德米特里就吓了一跳，如果在女房东家里遇到生人，他就惶惶不安。遇见警察和宪兵时他露出笑脸，还吹着口哨，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他一连几夜睡不着觉，等着被捕，可是又故意大声打鼾，像睡着的人那样连连喘气，好让女房东觉得他睡着了。不是吗，如果夜不能寐，那就意味着他受到良心的谴责，痛苦不堪——这岂不是一大罪证！事实和常理使他相信，所有这些恐惧都荒诞不经，无非是变态心理，另外，如果把事情看得开一些，即使被捕坐牢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怕——只要问心无愧就行了。但他的思考越是理智，越是合乎常理，他内心的惶恐不安就越强烈，越折磨人。这就像一个隐士本想在处女林里开出一小块安生之地，他的斧子砍得越起劲儿，林子却长得越来越茂盛一样。伊凡·德米特里最终意识到，这也无济于事，于是索性不再思考，完全听凭绝望与恐惧摆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