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第2/5页）

我念完之后，日哈列夫再一次用手指敲着桌子说：

“这才是人生！啊哈，恶魔呀，恶魔……原来是这么一回事，老兄，啊？”

西塔诺夫越过我的肩膀，探过身来，念了几句，笑着说：

“我把它抄在自己的笔记本里……”

日哈列夫站起来，把书拿到自己桌上去，但又停了下来，突然用发颤的声音生气地说：

“我们活得像一头瞎了眼的小狗，这是为什么？我不知道。无论是上帝还是恶魔都不需要我们！我们算是上帝的什么奴仆？约伯200是仆人，上帝还亲自跟他说过话，跟摩西也一样！他甚至还给摩西取了名字：摩西——意思就是‘我们的’，即上帝的人。可我们是谁呢？……”

他把书锁起来，穿好衣服，问西塔诺夫：

“上酒馆去吗？”

“我去找我的女人。”西塔诺夫小声答道。

他们走了之后，我便在门边地板上躺下来，巴维尔·奥金佐夫也跟我在一起。他翻来覆去许久，呼哧着，突然轻轻地哭了。

“你怎么啦？”

“我觉得他们可怜极了，”他说，“我和他们一起生活四年了，我了解他们……”

我也可怜他们。我们很久都睡不着，小声地谈论着他们。我们知道，他们每个人都有善良的美好品格，而且他们身上还有着某种更使孩子们同情他们的东西。

我和巴维尔·奥金佐夫很友好。后来他成了一名优秀的工匠，不过时间坚持得不长，快到三十岁的时候，他开始凶狠地喝酒。后来我在莫斯科的希特罗夫市场上碰到他，这时他已经成了流浪汉。不久前听说他已经得伤寒病死了。想到我这一生中有多少好人毫无意义地死去，我感到十分寒心！当然，所有的人都会变得年老体衰，最后死去，这是自然现象，然而无论哪里都没有像在我们俄国那样，人们老死得如此迅速可怕，如此没有意义……

我比他大两岁，当时他还是一个圆脑袋的孩子，活泼，聪明，诚实；他天资很高，善于画各种鸟、猫和狗，他还给工匠们画漫画，常把他们画成长羽毛的鸟类：把西塔诺夫画成一只悲凄的单脚鹬鸟；日哈列夫则成了断了鸡冠、头上没了羽毛的公鸡；有病的达维多夫变成一只可怕的凤头麦鸡。不过他画得最成功的还是老模压工戈果列夫，把他画成一只大耳朵的蝙蝠，长着一个滑稽的鼻子和一双六爪的细腿，圆圆的黑脸上，两只眼睛边上都有一道白圈，瞳孔则像扁豆，横在眼睛里，这使他的脸显出一种生动却又丑陋的表情。

巴维尔把这些漫画拿给工匠们看，他们都没有生气。不过给戈果列夫画的漫画却让大家留下不愉快的印象，于是大家都严肃地忠告画家说：

“你最好把它撕了，老头儿看到了会要你的命的！”

这个又脏又臭、总是喝得醉醺醺的老头儿笃信上帝达到令人讨厌的地步。他无恶不作，常把作坊的事情向掌柜告密。由于老板娘有意招掌柜为女婿，所以掌柜就把自己当成了整个作坊和所有人的主人了。全作坊的人都恨他，但又怕他，因此也怕戈果列夫。

巴维尔狂热地千方百计地捉弄这个模压工，不让他有一分钟的安静，而且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这方面我也全力支持他。作坊里的人看见我们几乎总是用无情而粗野的方式对待他，也都挺快乐，但也警告我们说：

“孩子们，你们会吃亏的！‘小甲虫库兹卡’会把你赶走的！”

“小甲虫库兹卡”是作坊里的人给掌柜起的绰号。

警告并没有吓住我们。趁模压工睡着的时候，我们在他脸上抹上颜料。有一回他喝醉睡着了，我们把他的鼻子涂成了金色。他一连三天都没能把鼻孔里的金屑去掉。每次当我们成功地把老头儿激怒之后，我就想起了轮船，想起那个矮小的维亚特省的士兵，心里便感到不安。戈果列夫尽管年纪大了，但力气还很大，他常常出其不意地抓住我们，将我们痛打一顿，打了我们后还要去向老板娘告状。

老板娘也是天天喝得醉醺醺的，因此她平时总是很和善很快乐，并总是吓唬我们，用胖胖的手敲着桌子大声说：

“小鬼们，你们又淘气了？他年岁大了，应该尊敬他！是谁往他杯子里倒煤油来着？”

“是我们……”

老板娘惊讶地说：

“天哪，他们居然还自己承认哩！该死的东西……应该尊重老人！”

她把我们赶开。晚上她告诉了掌柜。掌柜生气地对我说：

“你这是怎么回事：你读书，甚至还读圣经，却干出这种胡闹的事情，为啥？你可要当心，老弟！”

老板娘是个单身女人，很是可怜。她常常喝着甜酒，坐在窗前吟唱：

没有一个同情我的人，

也没人对我表示可怜，

谁也不知道我的苦恼，

我向谁诉说我的悲凄。

接着她便呜咽地拉长其衰老的颤音：

“唉——哟——哟……”

有一次，我看见她手里提着一壶煮开了的牛奶走到楼梯边，突然脚一歪跌倒了，笨重地沿着楼梯一级一级滚下去，可是手里仍然没有扔掉牛奶壶，牛奶泼在她的衣服上，她却伸直两只手，生气地对奶壶嚷道：

“你怎么啦，魔鬼？你要到哪里去？”

她不胖，但全身松弛得软绵绵的，像一只已不能捕鼠的老猫，由于保养得好，身体有点笨重，只会哼哼着，甜蜜地回忆自己往日的成功和快乐。

“瞧，”西塔诺夫若有所思地皱起眉头说，“过去是家大业大，一个很好的作坊，操持这个家业的是聪明人，可现在一切都不行了，一切都落到库兹卡手里了！我们干活呀，干活，全都是替别人卖力！想到这一点，脑子里的发条便突然断了，什么也不想干了，真想对这一工作啐一口唾沫，然后爬到屋顶上去，在那里望着天空，躺他一个夏天……”

巴维尔·奥金佐夫也有西塔诺夫的这种思想。他学着成年人的姿势抽卷烟，抽象地议论上帝啦，酗酒啦，女人啦，还说任何工作都毫无意义，因为虽然一些人在劳作，而另一些人却在破坏人家的劳动成果，不珍惜它，不理解它。

这时候，他那张尖削的可爱的脸就会皱起来，像一个老人。他坐在铺在地板上的床位里，双手抱着膝，久久地望着蔚蓝色四方形的窗口，望着堆满积雪的房顶，望着冬日天空中的星星。

工匠们有的在打鼾，有的像牛一样发出哞哞的叫声，有的在含混不清地说梦话。达维多夫躺在高板床上不停地咳嗽，快要结束他的余生了。那些被睡眠和醉酒捆住了的所谓“上帝的奴仆们”卡宾久兴、索罗金和彼尔申，身体挨着身体，横七竖八地躺卧在屋角里；而那些没有脸，没有手脚的圣像则从墙上望着大家。屋子里散发着一股浓浊的干性油、臭鸡蛋和地板缝里冒出来的腐臭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