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第4/4页）

本书的整理工作由题解、注释、白话译文三部分组成。

题解，实际就是批评。批评所要求的“一是灼见，一是审美能力”。虽然本书的题解长短不一，不拘一格，有的着重于思想倾向，有的着重于艺术表现，有的着重于本事追溯，有的着重于考订辨析，而一言以蔽之，是祈望求真。但求真不易，对于伟大的作家作品的求真尤其不易，这不仅在于我们与伟大的作家作品在理解和欣赏上存在着距离，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也在于从心理上往往过于迷信，习惯于仰视。本书的题解，当然首先强调的是作品的好处，指出值得后人学习的地方，但也努力尽学识之力所能及，指出作品的谬误和不足之处，这容易招来佛头着粪之讥，但既然是批评，也就无所避忌。另外，《聊斋志异》是短篇小说集，题解尽量避免孤立地就事论事，就本篇谈本篇，而是把各篇勾连串合，形成一个整体，构筑体系，引导读者较为系统而全面地把握《聊斋志异》。

相对于题解，本书的注释和白话翻译相对轻松了一些，但也不敢掉以轻心。

蒲松龄在世的时候，《聊斋志异》就有了评点和注释，除了为人熟知的唐梦赉和高珩的序言外，从单篇作品而言，王渔洋可谓是最早的评点和注释者了。当然，系统地为《聊斋志异》评点和注释是从吕湛恩和何垠开始的，而目前通行的则有朱其铠和盛伟的注本。本书的注释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参照，有所提高，有纠正处，也有补充处。纠正处，如卷一《叶生》中“中亚魁”，通行本一般注为：“亚魁：乡试第二名。”卷三《阿霞》“今科亚魁王昌”，亦注“乡举第二名”。按，亚魁应为第六名。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第二章“新科举人……第一名解元，第二名亚元，第三四五名经魁，第六名亚魁，馀曰文魁”。卷七《梅女》“贝丘典史最贪诈”，通行本在注释中认为贝丘指博兴县。按贝丘，即淄川古地名。据明郭子章《山东郡县释名》卷上：“本汉般阳县，刘宋贝丘县，隋置淄川，改贝丘为淄川县。”蒲松龄《赠酒人》诗中有“白坠声名满贝丘”之句也可为佐证。之所以蒲松龄用不为人知的贝丘指代淄川，是因为《梅女》篇影射当代时事的缘故。再如，卷九《张贡士》篇之“张贡士”，青柯亭本引高西园一则附记，认为指张在辛，通行本注释也认为指张在辛。按，此张贡士不应指张在辛，而应指张在辛的父亲张贞。《皇朝文献通考》卷二百二十三《经籍考十三》载：“张贞字起元，号杞园，安丘人，康熙壬子拔贡，官翰林院孔目。”张贞与蒲松龄颇有交往，《蒲松龄集》有《朱主政席中得晤张杞园先生》、《题张杞园远游图》、《邹平张贞母》等诗文均可以旁证。补充处，如卷一《耳中人》“谭晋玄”，通行本无注，据丁耀亢有《送谭晋玄还淄青，谭子以修炼客张太仆家》一诗，称“谭子风尘里，潜居有化书。鲁门疑祀鸟，濠水乐知鱼。道气鸿蒙外，玄言汲冢馀。幻形何处解？羽蜕近清虚。万物归无始，吾身患有终。神游方以外，天在道之中。客老苏耽鹤，人归列子风。茫茫沧海上，何处觅壶公。”知谭晋玄是一个痴迷道家修炼的名士，蒲松龄所记并非空口无凭。再如，卷二《海公子》“东海古迹岛”通行本无注。按古迹岛，又名谷积岛，为崂山东侧之海岛。清乾隆《即墨县志》“山川”：“谷积岛，县东南五十里，内多耐冬。”同治《即墨县志》“岛屿”：“谷积岛，县东南百二十里，上多耐冬。”等等。有时《聊斋志异》注的难点不在于典章制度、地名人名、故典民俗、荒僻的字词上，而是在看似不经意处，化用典故了无痕迹之处上。比如卷六《刘亮采》狐狸回答刘亮采的询问时说：“只在此山中。闲处人少，惟我两人，可与数晨夕，故来相拜识。”连续化用了贾岛《寻隐者不遇》、苏轼《记承天寺夜游》、陶渊明《移居二首》中语。如果单纯从字词的角度，因为通俗易懂，可以不出注，但若从欣赏和研究的角度，此处则应该出注，唯有出注，才可以见出蒲松龄文字之美和功力之深。如果说本书的注释较之前人的纠正处和补充处较多的话，不敢贪天之功，除了小部分来源于整理者随处留心，大部分应归功于近期学人研究的新成果，这也是在注释领域，后人一般永远居上的原因所在。

译文以中华书局2010年出版的孙通海、王秀梅、王景桐、石旭红、侯明、王军、王海燕、王敏等八位先生的译文为基础而加以校改润色，这大概是三部分中最为省心的部分。孙通海等先生的译文在目前的《聊斋志异》白话译文中是较为出色的，不仅在总体上达到了信、达、雅的程度，有部分译文甚至能够传递出作者的风格声色。这次的校改润色主要集中在涉及骈文和议论少数稍显不达和舛误之处上。

中华书局的周旻、刘胜利、刘树林三位先生在全书的整理方面自始自终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在这里一并致以真挚的谢意。

于天池

2014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