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第3/4页）

值得注意的是，在《聊斋志异》的序言中，蒲松龄在谈到其作品渊源时，并没有上接六朝小说和唐宋传奇，而是直称“披萝戴荔，三闾氏感而为骚；牛鬼蛇神，长爪郎吟而成癖。自鸣天籁，不择好音，有由然矣”，溯源于诗人屈原和李贺，认为自己的《聊斋志异》具有诗的品格，与屈原和李贺的精神一脉相承。

什么是诗的品格呢？诗的品格关乎优雅华美的语言，谐和鲜明的音韵节奏，而最重要的特征则是强烈的抒情性。《聊斋志异》不乏优雅华美的语言和新奇的意象，而强烈的抒情性则是《聊斋志异》迥异于“张皇鬼神，称道灵异”的六朝小说和“尽幻设语”、“作意好奇”的唐代传奇的重要特征。在《聊斋志异》中，不仅反映科举制度的篇章有着蒲松龄自己的经历、痛苦，“遇合难期，遭逢不偶。行踪落落，对影长愁”，具有强烈的抒情性，而且在反映广泛深入的社会普遍问题之中，也莫不具有浓烈的情感、抒情的笔调。他悲悯明清之际动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炎昆之祸，玉石不分”，“于七之乱，杀人如麻”，“碧血满地，白骨撑天”；他愤怒于司法吏治的黑暗，“窃叹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哀叹懦弱的百姓“戢耳听食，莫敢喘息”，“可哀也夫”；他欣赏那些敢于反抗的英雄，“潞子故区，其人魂魄毅，故其为鬼雄”；他赞美淳厚的民俗民风，歌颂美好的道德，在弘扬传统道德上当仁不让，“有斯人而知孝子之真，犹在天壤，司风教者，重务良多，无暇彰表，则阐幽明微，赖兹刍荛”。他对于浇薄的民俗施以讽刺，幽默地批评谩骂的风俗：“甚矣，骂者之宜戒也。一骂而盗罪减。”对于人情的冷暖，他伤感地说：“贫穷则父母不子，有以也哉！”爱情婚姻是他描写最多的题材，他歌颂纯真的爱情，认为“情之至者，鬼神可通”，“天下惟真才人为能多情，不以妍媸易念也”。而抒情，在蒲松龄的笔下，浸透于他所能想象的一切生物身上，他写人与鬼的交往，写人与狐狸精的恋爱，写人与乌鸦、与牡丹、与黄蜂，甚至与老鼠、青蛙都可以发生爱情、缔结婚姻。就蒲松龄借用鬼狐花妖的意象，“涉想于杳冥荒怪之域，以为异类有情，或者尚堪晤对，鬼谋虽远，庶其警彼贪淫”而言，就其抒发的“世无知己，则顿足欲骂，感于民情，则怆恻欲泣，利与害非所计及也”的浓烈情感而言，《聊斋志异》的确是屈原精神的苗裔，是以小说为诗，是具有诗的品格的小说！

浓郁的故事性也是《聊斋志异》很重要的特点，无论是长篇还是短篇，蒲松龄写得都摇曳多姿，引人入胜。冯镇峦评论《聊斋志异》说：“叙事变化，无法不备。其刻画尽致，无妙不臻。”“虽说鬼说狐，如华严楼阁弹指即现。如未央宫阙，实地造成。”但明伦评论说：“事则反复离奇，文则纵横诡变。”可以说，在中国古典文言小说作家中，蒲松龄最善于讲故事，《聊斋志异》是最具有故事性的文言小说。善于讲说故事，除去与蒲松龄“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的性情爱好有关，与他作为私塾教师的职业有关，与他“文贵反，反得要透；文贵转，转得要圆；文贵落，落得要醒；文贵宕，宕得要灵”的美学追求有关，同时也与明清之际白话小说与戏剧高度发达，叙述文学的技巧有了丰富的积累有关。毫无异议的，《聊斋志异》深受史传文学的影响，司马迁的《史记》给予《聊斋志异》的影响尤其深厚。《聊斋志异》更是在中国文言小说的系列里得到志怪小说和传奇文学的优渥滋养，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直视《聊斋志异》为“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的。但《聊斋志异》所接受元明以来白话小说和传奇戏剧的影响尤不可小觑。这个影响体现在人物对话的白话倾向上，体现在故事结构的多变曲折上。罗烨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中曾要求宋元说话人讲故事要“讲论处不滞搭不絮烦，敷衍处有规模有收拾。冷淡处提掇得有家数，热闹处敷衍得越久长”，《聊斋志异》虽然是文言小说，但是它也出色地做到了。可以说正是有趣而曲折的故事，使得《聊斋志异》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了其用文言叙述的传播限制，几百年来在广大的城乡不胫而走。

与中国传统作家生活在城镇不同，生不逢时的蒲松龄长期生活在中国农村的底层，与农民生活在一起，他熟悉农村，热爱农村，他的作品特别善于运用民俗去组织和编织情节，有着一整套关于幽冥世界尤其是鬼的说明，有着一整套关于各种精怪木魅尤其是狐狸的传闻，也有着丰富的关于自然界各种祥瑞灾异的记载，更多的则是农村中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的传闻和规范。《聊斋志异》所记载的民俗资料，堪称是明清时代的北方农村的民俗百科全书。这不仅成为《聊斋志异》的特点和魅力所在，使得后来模仿《聊斋志异》的作品望尘莫及，也引起了外国学者的高度兴趣。《聊斋志异》早期被西方学者翻译的作品大都是民俗意味浓厚的作品。英国学者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在其翻译的《聊斋志异选》（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中就说：“《聊斋志异》增加人们了解中国民间传说的知识，同时它对于了解辽阔的中华帝国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是一种指南。”

强烈的抒情性所带来的诗一样的品格，丰富而曲折的故事性所具有的趣味色彩，浓厚的民俗所反映的深刻的民族心理，使得《聊斋志异》赢得了广大的读者，“风行天下，万口传诵”，其在中国文言小说史上的地位，如同白话小说中《红楼梦》一样，崇高不二，无出其右。

三

此次整理中首先遇到的是底本问题。

《聊斋志异》的版本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抄本系统，一个是印本系统。抄本系统包括1950年冬在辽宁省西丰县发现的蒲松龄誊录的《聊斋志异》本、乾隆十六年（1751）历城张希杰的“铸雪斋抄本”、乾隆年间黄炎熙抄本、1962年在山东淄博发现的“二十四卷抄本”以及山东博物馆藏711号抄本等。印本系统最早的是乾隆三十一年（1766）青柯亭刻本，清代以至民国所有各种刻本、石印本和铅印本都是根据此本翻印的。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张友鹤先生在蒲松龄誊录本、铸雪斋抄本、青柯亭刻本的基础上，广泛参校它本，出版了《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这个版本校订精详，可谓集当时已知各种版本的大成，虽然因后来陆续发现“二十四卷抄本”、山东博物馆藏711号抄本、《异史》本等而略显不足，却奠定了《聊斋志异》各种新版本的基础。本次整理的版本以2008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经典普及文库《聊斋志异》为依据，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必要的修订，改正了一些错字、错误标点，并吸收了近年来在《聊斋志异》版本校订上的新的学术成果。如卷一《焦螟》“假怍庭孙司马”，据《山东通志》、《清代职官年表》改为“假祚庭孙司马”。卷十一《张氏妇》“遂乘垣入高粱丛中”，依据发现的抄本改为“遂乘桴入高粱丛中”。卷八《黄将军》据山东博物馆藏711号抄本补上了附则，《梦狼》据《异史》本补上了另一则附录，卷九《张贡士》删去“高西园云”一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