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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金丝雀开始啾啾地鸣起来。它给关在一个铁丝鸟笼里，挂在几扇窗子中间。我原先没有注意到，听到叫声便惊跳起来，好像什么人跟我撞了个满怀似的。接着，海伦走进来了。

“‘你在这儿干什么？’她问。

“‘没有干什么。格奥尔格在哪儿？’

“‘他走了。’

“我不知道自己在菲舍尔的屋子里已经待了多久。不会太久的，我似乎觉得。‘他会回来吗？’我问。

“‘我不知道。他这个人很顽固。你干吗要走开？光留下我们两个人？’

“‘没有什么，海伦，’我说，‘我只是实在再也受不了看他那副嘴脸。’

“她站在房门口，瞅着我。‘你恨我吗？’

“‘恨你？’我十分惊讶地问道。‘为什么？’

“‘我这个念头，是在格奥尔格走了之后在我心里出现的。要是你不跟我结婚，所有这一切你都不会碰上了。’

“‘这些事情还是会碰上的。或许会更糟。说不定按他那一套专横的做法来说，因为你的缘故，格奥尔格对我还是比较宽容的。他们没有把我赶进通电的有刺铁丝网，他们没有把我吊在肉钩上……我，恨你？这样一个念头，亏你想得出来！’

“蓦然间，我从菲舍尔的窗子里看到了绿色的夏季。房间在房子的后部，庭院里有一株栗树，阳光从树叶的罅隙里滤下来。我的歇斯底里，仿佛宿醉到了快近薄暮的时候一样，逐渐消失。我又清醒过来。我知道那一天是星期几，我知道外面是夏天，知道我是在巴黎，知道你不会像打死兔子那样把人们打死。‘我倒是更容易想象你是在恨我，’我说，‘或者瞧不起我。’

“‘瞧不起你？’

“‘是啊。因为我没有办法叫你弟弟不来找你。因为我……’

“我没有再说下去。刚才逝去的那会儿工夫，已经离得很远了。‘咱们在这儿干什么？’我问。‘在这间屋子里？’

“我们走到了楼上。‘格奥尔格说的话，句句确实，’我说，‘这一点你应当明白。要是战争爆发，我们都将成为敌国的侨民，你比我甚至更危险。’

“海伦打开了门窗。‘闻到一股军队皮靴和恐怖的臭味，’她说，‘让夏天进来吧。咱们把窗子开着出去。午饭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到了？’

“‘是的，离开巴黎的时候也已经到了。’

“‘为什么？’

“‘格奥尔格会想法带着警察来找我的麻烦。’

“‘他不知道你的护照是假的。’

“‘这一点他估计得出。而且他一定会回来。’

“‘也许是这样。可是我会摆脱他的。咱们现在出去吧。’

“我们到了司法宫后面的一家小饭店里，在人行道上找了一张桌子吃东西。家常肉馅饼，红酒炖牛肉，沙拉，还有卡芒贝尔干酪。我们还喝了一瓶武夫赖白葡萄酒，最后还喝了咖啡。所有这一切，我都记得非常清楚，连那金黄色的面包皮和有点碎裂的咖啡杯我都没有忘记。我觉得筋疲力尽，可同时又满怀感激之情，倒不是一个具体什么人，而是所有人。我仿佛觉得自己已经从一个又黑又脏的水沟里逃了出来，可是连回过头去望一眼都不敢，因为我自己已经不自觉地也成了这种脏东西的一部分。然而，我现在毕竟已经逃了出来，眼下正坐在一张铺着红白格子台布的桌子旁边，觉得又干净又安全。阳光透过酒浆，显得黄橙橙的，麻雀在一堆马粪上唧唧啾啾地聒噪，店老板养的一只猫吃得饱饱的，正在没精打采地望着它们，一阵微风吹过静谧的广场，这样美好的生活，只有在我们的梦境中才会出现。

“后来，我们在色彩美妙的巴黎午后徜徉漫步，在一家小小的服装公司的橱窗外面立定了。在那儿，我们常常是站着观看的。‘你应当买一套新的衣服。’我说。

“‘眼下？’海伦问。‘战争快要爆发的时候？那不是浪费吗？’

“‘是的，’我说，‘那也正是咱们非买不可的原因。’

“她吻了我一下。‘好吧。’

“我闷声不响地坐在靠近后房门口的一把扶手椅里。那女裁缝把一套又一套的衣服拿进去，海伦马上一套又一套地试穿着，那么全神贯注，差点儿把我给忘了。我听到女人们的嗓音忽前忽后地响着，也看到一套套衣服从开着的门口掠过去，偶尔还瞥见海伦那袒露着的晒黑的脊背。我被一种轻微的倦意制服了，一种没有想到会死的毫无痛苦的死亡。

“当我意识到为什么要叫海伦买一套衣服的时候，我为自己感到几分羞愧。这是对那一天，对格奥尔格，对我的无能为力的反抗——为我自己辩护的幼稚的企图。

“等到海伦穿着一条十分宽松、色彩绚丽的裙子和一件短款紧身黑色毛线衣站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才从昏眠状态中醒了过来。‘真是恰到好处！’我说。‘咱们就把它买下来吧。’

“‘价钱可贵得很呢！’海伦说。

“那个裁缝向我们保证，这套衣服是根据一个名门望族创制的式样做出来的——一句动听的谎话，可是我们也不去介意了。我们拿了那包衣服，高高兴兴地走出来。把一件你本来买不起的东西买了下来，这就很好，我想。这件事的轻率赶走了格奥尔格的阴影。那天晚上，海伦便把这套新装穿上了，后来，我们在半夜里起来，眺望窗外那浴着月光的城市时，她又穿上了这套衣服——总是不能满足，只好节约睡眠，心里非常清楚，时间已经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