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4/5页）

我其实无意在此立刻谈到菲利普叔叔。今天傍晚，我以为下午我曾在公车上对莎拉·亨明斯提起菲利普叔叔的名字——还告诉她一些基本生平。不过我把事情从头到尾仔细想了一回，我有理由确定菲利普叔叔根本不在我们的谈话之中——我得说我松了一口气。有个想法也许愚蠢，不过我向来觉得不该让菲利普叔叔的存在太具体，这样他就会留在我一个人的记忆里。

那天下午，我倒是跟她谈了一点秋良的事，如今我有机会再想想这件事，觉得这样做也好。反正我也没有透露太多，而她也并非真的有兴趣。我完全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忽然跟她说了那么多事情；其实，在草秣市场站上公车时，我原本无意跟她说这些。

我受大卫·科贝特的邀请，参加他与一些朋友在摄政王南街的餐厅聚餐——此人与我只是泛泛之交。那是个时髦的餐会地点，他为我们这十几位客人在餐厅深处，预订了一张长餐桌。我很高兴看到莎拉也在客人里头——也有点意外，因为我一直不知道她也是科贝特的朋友——由于我到晚了，没办法坐在可以与她谈话的地方。

那时天色转阴，侍者为我们的餐桌点了一架烛台。我们这伙人里头有个名叫海格利的，喜欢把蜡烛吹熄再叫侍者来点上，他觉得这样闹着玩挺有意思。他在二十分钟之内做了三次——每次他认为热闹的气氛开始冷却就来上这么一回——而其他人似乎也觉得这个恶作剧很好玩。在我看来，莎拉这时候玩得还算愉快，跟着其他人起哄。我们在那里也许待了一个钟头——有几位男士先行告退回办公室去了——这时候，大家的注意力转到了艾玛·卡梅伦身上，一位热力四射的女性，坐在莎拉那头。我只知道她已经与身边的人谈了一会儿她的难题；然而此刻，餐桌上似乎静了下来，一下子让她成为聚会的焦点。接下来大家半正经、半嘲讽地讨论艾玛·卡梅伦与她母亲的问题——显然最近这对母女之间的关系，因为艾玛与一位法国人订婚而进入另一个新的危机。什么建议都有人提。例如那位名叫海格利的家伙，就提议在蛇河边盖一栋类似动物园的机构，把每个人的母亲——“当然还包括那些三姑六婆”——通通关进去。其他人则依自己的经验，提出更有用的建议，而艾玛·卡梅伦巴不得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她身上，她也把话题炒得热乎乎，陈述一则又一则洒狗血的轶事，以显示她这位至亲教人忍无可忍的个性。讨论进行了十五分钟左右，我看见莎拉在聚会主人耳边说了句话就离开房间。女士的化妆室位于餐厅大门的接待厅附近，因此别人——若有人看到她离去——无疑都以为她是去化妆室。不过我发现她表情有异，于是几分钟后就离席去找她。

我发现她站在餐厅入口，望着窗外的摄政王南街。她没有注意到我走近，我便上前碰碰她的手臂，问她：

“怎么了，没事吧？”

她吓了一跳，而且我注意到她眼中有些许泪痕，她立刻用笑容掩盖过去。

“是啊，我没事。只是觉得有点闷，就这样。现在好多了。”她笑了笑，又朝街上凝望，像在找什么似的，“真不好意思，我看起来一定很没礼貌。我真该进去了。”

“如果你不想这么做，我实在不觉得有什么该不该的。”

她仔细端详着我，然后问道：“他们还在谈刚才谈的那些吗？”

“我出来的时候还是，”我又补充，“我想，在讨论问题母亲的研究会上，我们两个无法做出任何贡献。”

她忽然笑出了声，拭去泪水，不再对我隐藏心情。“是啊，”她说，“我猜我们两个确实都没资格与会。”接着她又笑着说：“我真傻。他们也不过是给午餐助兴罢了。”

“你在等车吗？”我问，因为她殷切地观望街上的往来车辆。

“什么？没有，没有。我只是看看风景。”接着她又说，“不知道公车会不会来。你瞧，就在对街，那里有个站牌。我以前与母亲在公车上度过许多时光。我们只是坐着玩。我是说我小时候。要是我们坐不到双层公车的上层第一排，我们便直接下车等下一班。有时候我们会花几个钟头在伦敦市区里绕。看看风景，聊聊天，指着有趣的东西要对方看。我以前常常坐公车玩。难道你没上过公车，克里斯托弗？你该试试。从公车上层可以看到好多东西哦。”

“我得承认，通常我若不是步行就是叫计程车。我有点害怕伦敦的公车。我总觉得如果我上了公车，它就会带我到我不想去的地方，然后我得花一整天的时间找路回来。”

“有件事不知该不该告诉你，克里斯托弗？”她的声音变得非常冷静，“其实是我笨，我一直到最近才想通，以前从来没有明白过。母亲那时候一定已经非常痛苦，她没办法跟我一起做别的事，那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在公车上待那么久，只有这件事我们还能一起做。”

“你现在想不想搭公车？”我问。

她又往窗外望去。“难道你不忙吗？”

“这可是我的荣幸。我也说了，我害怕自己搭公车。要是有你这样的老手带领，这可是我的福气。”

“很好。”她忽然眼神一亮，“就让我来教你怎么搭伦敦公车。”

后来我们没在摄政王南街上公车——我们可不希望他们午餐散会出来，看见我们在等车——而是到不远处的草秣市场站等车。我们登上公车上层，她发现前面第一排空着，竟表现出一种幼稚的喜悦。公车蹒跚驶往特拉法尔加广场，我们就坐在那里一起摇晃。伦敦今天看起来灰沉沉的，一路上人行道上的行人都人手一把雨伞或穿着雨衣。我估计我们在公车上大约待了半个钟头，或更久一点，路经斯特兰德大街、官署街、克勒肯维尔路。有时候我们静静地欣赏车下的街景；有时则聊聊，讲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她的心情比午餐时要轻松多了，也不再提她母亲。我不确定那个话题是如何开启的，不过却是在许多乘客于上霍尔本路下车之后，那时，车子沿着格雷旅店路继续行驶，我竟然谈起了秋良。我相信一开始只是顺口提到，形容他是我的“儿时玩伴”。不过她一定试着想多了解我，我记得没过多久我就笑着跟她说：

“我总是忘不了，那时候我们还一起偷东西呢。”

“真的！”她惊呼，“真是这样吗！大侦探也有段不为人知的犯罪史！我就知道这个日本男孩会有文章。拜托，告诉我，你们偷了什么？”

“其实也算不上偷。我们那时才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