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3/5页）

不只是督察此时不敢再说下去；我身边的秋良也倒抽了一口气。我瞥了他一眼，发现他张着嘴，凝视楼下的母亲。正是他此刻的神情，让我推测他后来对母亲毕恭毕敬，一定是从这个早上开始的。

不过，虽说督察与秋良两人，因为母亲在此刻所做的事而吓了一跳，我自己却看不出有什么反常的部分。在我看来，她只是重新摆个站姿，准备发表自己的意见罢了。话说回来，她的举止我早已熟悉；也许对于不熟悉的人，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惯常表现的表情与姿势，的确会让人觉得心惊。

这不是说我完全没警觉到山雨欲来的气氛，其实打从督察提到“鸦片”开始，我就知道这个可怜虫完蛋了。

他忽然闭口不语，无疑知道对方会打断他的话。不过，我记得母亲也沉默不语，营造出一种暴风雨前的宁静——虽然无言，两眼却炯炯盯着督察不放——对阵了半日，才用冷静下藏着怒火、一触即发的口吻说道：

“督察先生，敢情您是要代表这家公司，来和我谈鸦片喽？”

接下来是针针见血的猛烈抨击，她对督察所用的这一招，我早已熟悉，而日后也还要听她陈述其中概要好多次：她先泛泛地批评英国政府，再把火力集中到私人企业，特别是摩根洋行身上，说他们不该从印度，输入这么庞大数量的鸦片到中国，然后冷眼旁观这整个民族陷入悲惨与堕落。说的时候，母亲的声音常常高张欲裂，不过都尖而未破。她双眼始终不曾放松，最后问他：

“您不觉得羞耻吗？您还是基督徒、英国人、循规蹈矩的人吗？为这样的公司服务，您不觉得羞耻吗？告诉我，赚这种亵渎上帝的钱财来过活，您的良心能安吗？”

要是这位仁兄多点胆量，他也许可以指出，母亲之于他，也不过是公司同仁的眷属，并没有身份立场以这样的口吻、这样的言语斥责他。不过此时他知道再辩下去势必无法收拾，于是咕哝几句不痛不痒的话来保留自己的面子，就告退了。

在那些日子里，每次看到有大人——像是这位督察——还不知道母亲是“鹰派”的反鸦片健将，我都颇感意外。在整个成长的过程里，我一直认为母亲名闻遐迩，受人景仰，是中国鸦片毒龙的头号大敌。我得说明一下，关于鸦片的话题，在上海的大人并不会顾忌有无儿童在场，然而我年幼时，对这种事当然所知不多。每天乘车上学，我习惯看到南京路上有中国人摊成大字，躺在门口晒太阳，有一阵子，每当我听到母亲抨击鸦片，我总以为她帮的就是这种人。只不过后来，我长大了一点，就有更多机会一窥这个错综复杂的主题。像是后来母亲举办午餐会时，也会要我在场。

这些聚会在我家举行，利用平常日子父亲在上班的时间。通常会来四五位女士，仆人引领她们到花房，里头已经有张桌子陈设在藤蔓与棕榈树之间。我会在旁帮忙递茶杯、茶碟，还有盘子，然后等待我已知那一刻的来临：母亲会开始问客人，要是她们“凭着良心回答”，她们会怎么看待公司的政策。从这一刻起，愉快的谈话结束，所有的女士都静静聆听母亲继续表达她对“我们公司的行为”的深恶痛绝，她认为那“不是基督徒与英国人该做的事”。就我所记得，这些午餐聚会总是从这时候开始，变得安静而尴尬，没多久这些女士就会冷冰冰地道别，然后漫步走向等候的马车或汽车。不过我从母亲告诉我的事情里得知，她也在公司同仁的眷属里，赢得一些太太的赞同，于是志同道合的人就会受邀参加她的聚会。

这第二种聚会就严肃多了，我是不准参加的。他们会关在饭厅里进行，要是聚会进行的时候我在家，我走路时就不准发出声响。偶尔母亲带我去见见她特别景仰的人物——也许是一位牧师，或是某位外交官——不过一有客人要到，她总会叫梅俐把我带到最不碍事的角落。菲利普叔叔当然是每次必到的一员，而我总是想尽办法在散会的时候出现，好让他看到我。只要他瞥见我，每次都会带着笑容来到我身边，我们就会聊聊。有时候，他要是没有急事，我就会把他拉到一旁，看我那个星期画的图画，或者到后院的露台去坐坐。

一旦所有客人都走了，家里的气氛就会变得完全不同。母亲每次心情都会快乐起来，仿佛聚会把她所有的忧虑都一扫而空。我听见她在屋子里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还哼着歌，一听到她的歌，我就会跑到花园里等候。因为我知道，她整理完毕之后，一出来就会看到我，不管离午餐时间还有多久，她都会陪我玩。

等我再长大些，在这样的时刻，也就是聚会结束之后，母亲会跟我一起去极司菲尔公园(3)散步。不过到我六七岁时，我们就比较常待在家里下棋，有时也玩我的玩具士兵。我还记得，我们在这些日子里发展出一套游戏的程序。那个时候，离露台不远的草坪上有架秋千，母亲会从屋子里哼着歌走出来，踏过草地，在秋千上坐下。我会在后花园里，在我的草丘上等候，然后向她奔跑过去，假装发脾气。

“下来啦，妈！你会把它压坏！”我会在秋千前胡蹦乱跳，挥舞手臂。“你太重了！你会把它压坏！”

而母亲则假装既没看见也没听见，反而把秋千愈荡愈高，同时放声高唱这样的歌曲：“黛丝，黛丝，请你跟我说你愿意。”等我的请求无效，我就会在草地上一直学倒立——其中缘由已不可考。她的歌声里就会穿插阵阵笑声，最后她会从秋千上下来，我们两人便去玩我准备好的游戏。就算是今天，每次想起母亲的那些聚会，我总会跟着想到会后随之而来的殷切期盼。

几年前，我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花了几天，研究那个时代关于把鸦片输入中国的种种争论。我仔细阅读了许多当年的报纸文章、信件、文献，有一些儿时百思不解的议题，如今明朗了许多。然而——我也得承认——我做这样的研究，主要动机是希望能翻到有关母亲的报导。如我前面所述，毕竟儿时的经验让我相信，她是反鸦片运动的关键人物。结果她的名字连一次都没出现，我有些失望。以前我不断听到别人引用她的话、赞美她、批评她，怎么在我搜集的资料里却一次也没有出现。我倒是碰到好几则提到菲利普叔叔。有一则是在一封瑞典传教士给《华北日报》的投书里，他在谴责数家欧洲公司的同时，称菲利普叔叔是“可敬可佩的道德明灯”。找不到母亲的名字让我失望透了，失望之情实在沉痛，于是我从此放弃这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