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2/5页）

顺带一提，母亲是秋良唯一特别敬畏的人。假如他用擒拿术把我制伏，我还是不愿接受他的论点，我就会把母亲抬出来，警告他我要去母亲那里告状。当然，我也不会动不动就这么做——在那个年纪，要拿母亲的权威当靠山，还是觉得丢脸。不过在不得不这么做的情况下，我总是惊讶于这招引起的变化——一个张牙舞爪的残忍妖魔霎时变成惊慌的小孩。我永远也搞不懂母亲对秋良怎么会有这样的影响；尽管他一向非常有礼貌，但他一点也不怕大人。而印象中，我不记得母亲对他说话，有哪次语气不是温和而友善的。我还记得当时我就思索过这个谜，心中想到有几种可能。

有那么一阵子，我觉得秋良会这样看待母亲，是因为她“美丽”。我有位“美丽”的母亲，这是我在成长过程中接受的一件事实，不带任何情绪因素。大家向来都这么形容她，我相信当时这个“美丽”不过是用来标示母亲的一个标签，跟“高挑”、“娇小”、“年轻”一样，没有褒贬之意。然而，关于她的“美貌”对别人的影响，我也并非浑然未觉。当然，我当时还小，不甚明了女性魅力较深层的含义。不过跟着她走遍各种场合地点，有些事情我已视为当然，例如漫步在公花园(2)时，陌生人所投射的欣赏目光，或者又如星期六早上，我们想吃蛋糕便到南京路上的意大利咖啡店去，侍者总是额外招待我们东西。现在每当我欣赏她的照片时——我这里总共有七张，存放在我从上海带回来的相簿里——她的美，在我看来都属于较旧式、维多利亚时期的风格。今天，大家也许会认为她“端庄”；当然，不会说她“漂亮”。比方说，我就无法想像她会像今天的少妇那样，有各种惯常运用的小动作，像是卖弄风情地耸肩或甩头等。在那些照片里——拍摄的时间都在我出生以前，四张在上海、两张在香港、一张在瑞士——她看起来的确高雅、矜持甚至高傲，不过我清楚记得在她眉宇之间，还是有一抹温柔。总而言之，我这里要说的是，起初，我自然而然会怀疑秋良对我母亲的另眼相看，就像许多其他事情那样，是因为她的美貌。不过等我把事情再仔细想过，我记得我找到了一个更合理的解释，也就是秋良曾经目睹一件不寻常的事，发生在公司的卫生督察访问我家的那天早上。

我早就接受了生活里的这种事：每一阵子就会有一位公司派来的高级干部，在家中逛上一个钟头，在笔记本上记东记西，看到问题便唠叨。我记得母亲有一次告诉我，我很小的时候，喜欢“当”公司的卫生督察，每次我拿起铅笔研究我们家的厕所，她常常得设法把我哄开，免得我玩个没完没了。情况也许是如此，不过就我记忆所及，这些察访大半都平静无事，有好几年，我连想都没想起过。然而，如今我明白了，这些督察除了检查卫生情况，也来检查家中成员有无疾病或寄生虫的迹象，这类行动可能极为难堪，无疑公司选派执行人员时，也会挑选办事技巧与分寸拿捏都高明的人。我当然记得好些温和而善于察言观色的人——通常是英国人，有时是法国人——他们不但对母亲总是恭恭敬敬，连对梅俐也不敢造次。不过那天早上来的督察——当时我一定已经八岁了——却完全不是这种人。

今天我还清楚记得关于他的两件事：其一，他留着下垂的胡子；其二，他的帽子后面有块棕色的渍——也许是茶渍——延伸到环帽缎带底下。我在屋前马车道围成的草坪上玩耍。我记得那天天气阴沉。那个人出现在大门口，向屋里走来，我正全神贯注玩我的游戏。他从我身旁经过，喃喃说着：“你好，小伙子。妈妈在家吗？”接着便往前走，也不等我回答。就在我注视他背影的时候，发现了他帽上的污渍。

我只记得，接下来的事大约发生在一个钟头以后。这时候秋良已经过来了，我们在游戏间玩得正起劲。他们说话的声音——虽然没有人拉高嗓门，却充满升高的紧张气氛——让我们停下游戏抬头细听，后来还溜到走廊里，缩在游戏间外面的橡木大柜旁偷听。

我家的楼梯比寻常住家要更堂皇些，从这个有利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到闪亮的护栏，顺着楼梯的弧度降到开阔的玄关。母亲与督察就在那里，面对面，两人都又直又僵，站在房间中央，看起来有如留在西洋棋盘上的两只敌对棋子。我发现那位督察把有污渍的帽子抓在胸口，而我母亲则两手相握，置于上腹前方，那样子就像某几个晚上，美国助理牧师娘刘易斯太太弹着钢琴，而母亲正要引吭高歌一般。

接下来的争执，尽管本身不怎么重要，但我相信对母亲却别具意义，也代表道德获胜的关键时刻。我记得，后来随着我成长，她也一再提起这件事，仿佛要我铭记在心；我记得客人来访时，经常听她从头到尾把整件事说给客人听，结束之前，母亲通常先笑一声，然后说那位督察在此事发生后，不久就被撤职。结果，我已经无法确定我对那天早上的记忆，有多少是我从走廊边上亲眼目睹的情况，有多少是来自母亲的叙述。总之，印象里，秋良和我在橡木柜后窥探时，督察大约是这么说的：

“我完全尊重您的感受，班克斯太太。但是我们来到海外，还是小心为上。公司对所有职员的福利负有责任，对于资深优秀的职员就更不用说了，像是您本人与班克斯先生。”

“对不起，赖特先生，”母亲回答，“可是我依然不明白您反对的是什么？您提到的这些仆人，这些年来都表现得极为良好。我可以为他们的卫生标准做担保。而您也才承认，他们看不出任何传染病的迹象。”

“就算这样，夫人，他们也是从山东来的。而公司有义务建议公司所有的职员，不要把那个省份的居民雇到家中使唤。虽然失之严苛，却是惨痛经验所换来的教训。”

“您不会当真吧？您希望我辞退我这些朋友——没错，我们早就当他们是朋友了！——就仅仅因为他们来自山东？”

这时候，督察的态度变得愈加冠冕堂皇，他继续向母亲解释，公司反对山东来的帮佣，无疑不但基于卫生与健康的理由，也是因为他们的诚信堪疑。由于屋内有许多物品属于公司财产——督察边说边指——他有责任以最坚决的态度一再重申他的建议。家母此时再度打断他的话，要他说明这个骇人听闻的论点有何依据，督察疲惫地叹了口气才说：

“夫人，事情很简单，就是抽鸦片。山东境内的鸦片瘾，已经到了十分悲惨的地步，甚至整个村子的人都离不开烧鸦片的烟枪。因此，班克斯太太，山东的卫生水准下降，传染病的发生率却高涨。而且，那些从山东来上海工作的人，就算他们自身本性诚实，不用多久也会开始偷窃，因为他们家乡的父母、兄弟、亲戚、族人，还有许许多多，都指望他们来满足毒瘾……噢，夫人！我只是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