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 第二章（第4/5页）

为防止手榴弹侵入，酒店四周都被铁丝网包围着，两名武装警察在桥头站岗。被店里的勃艮第饮食喂得肥肥胖胖的店主，亲自让我从铁丝网的门进去。那天晚上很闷热，酒店里混杂着阉鸡和融化了的黄油的气息。

“你是来参加格兰察尔[50]先生的宴会的吗？”他问我。

“不是。”

“要一个人的桌子吗？”这时，我才第一次想到将来的情况，想到那些不可避免的盘问。“一个人的。”我说，这几乎就像我在大声地说，派尔死了。

这里只有一个大厅，格兰杰的聚会占据了后面的一张大桌子；店主给了我一张离铁丝网最近的小桌子。窗子上没有玻璃，大概是担心玻璃被炸碎后伤到客人。格兰杰的客人里有几位我认识，我在坐下之前向他们点点头，格兰杰本人正望向别处。我有好几个月没看见他了——从派尔坠入爱河的那晚之后，只见过一次。也许那天晚上我说了一些什么话，穿过酒气，冒犯到了他，因为他皱着眉头坐在桌子的一头；只有公共关系官员的妻子德普雷兹太太和新闻联络处的迪帕克上尉跟我点头打招呼。另外有一位大个子男人，我想大概是金边来的旅馆老板，还有一位从未见过的法国女孩儿，以及两三张只在酒吧见过的面孔。这次看起来总算是一次安静的聚会。

我点了一杯茴香酒，因为我想给派尔留一些时间到这里来——他们的计划失误了，仿佛只要我还没有开始吃晚餐，就仍有时间抱以希望似的。然后我又不知道自己希望的到底是什么。希望O.S.S.，或者无论叫什么其他名字的组织一切顺利吗？希望塑料炸弹和泰将军长命百岁？还是我——偏偏是我——希望出现某种奇迹：韩先生所安排的谈话方法并不是像死亡那么简单？如果我们在从西宁回来的路上都被干掉了，那现在的情况反而轻松一些。那杯茴香酒我喝了二十分钟，然后我叫了晚餐。那时已经将近九点半了：他现在不会来了。

尽管我不想去听，但我却又在听：听什么呢？一声尖叫？一声枪响？外面警察们的动静？但无论如何，我可能什么也听不见，因为格兰杰的聚会正逐渐升温。店主拥有一副自然而动听的嗓音，他开始唱起歌来，在另一瓶香槟的瓶塞探出来之后，其余客人也加入进来，但格兰杰并没有开口。他坐在那里，瞪大眼睛望着我。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想跟我打架：我不是格兰杰的对手。

他们在唱一首伤感的歌曲，我坐在这边毫无食欲，面对着一份查尔斯公爵面包心生愧意。这时候，我想起了凤，这是在我得知她安全之后的头一次。我记得派尔坐在地上等越盟的人来时曾说过“她像花儿一样鲜艳”，我很没礼貌地回应道，“可怜的花儿。”如今，她再也看不到新英格兰，也无法学到凯纳斯特纸牌的秘诀了。也许她再也得不到保障了：我有什么权利认为她还不如广场上的那些尸体有价值呢？痛苦不是随着数目而增加的：一个人的身体可以容纳全世界所能感受到的所有痛苦。我像一位记者那样用数量进行判断：我背叛了自己的原则；我像派尔一样卷入其中，我变得跟派尔没有两样，在我看来，任何决定从此都不再单纯。我看看表，已经是九点四十五分。也许，他终究还是被事情缠住了；也许他所信仰的“神”已经帮他采取行动，他这会儿正在公使馆里烦躁地面对着一封亟待解码的电报，不久之后，他便会来到卡提拿街，跺着沉重的步伐登上楼梯，来到我的房间里。我想：“如果他真的来了，我就把一切事情都告诉他。”

格兰杰忽然从他那张桌子旁站起身，向我走来。路上有把椅子他也没有看见，脚下被椅子绊了一下，然后一只手放在我的桌沿上。“福勒，”他说，“到外边来。”我留下足够的餐费，然后跟着他走了出来。我没有心情和他打架，但在那一刻，就算他把我打得不省人事，我也不会介意了。我们在减轻负罪感这一方面，几乎没有什么新颖的办法。

他靠在桥的栏杆上，两个警察远远地望着他。他说：“我必须跟你谈谈，福勒。”

我走到他的出拳范围之内等待着。他没有动手。他这时很像一座象征性的雕像，代表着我所痛恨的美国事物——其设计如同自由女神像一样糟糕，且一样毫无意义。他一动不动地说道：“你认为我喝醉了。你错了。”

“怎么了，格兰杰？”

“我必须跟你谈谈，福勒。今晚我不想跟那些法国人待在一起。我不喜欢你，福勒，但至少你讲英语。虽然你的英语跟我的英语不同。”他靠在那里，在昏暗的光线下，他那一摊庞大的身躯，就像是一片未知的大陆。

“你要干什么呢，格兰杰？”

“我不喜欢英国人，”格兰杰说，“我搞不懂派尔为什么受得了你。也许是因为他是波士顿人。我是匹兹堡人，并以此为傲。”

“干吗不呢？”

“瞧，你又来了。”他稍微有些试图模仿我的口音，“你们这些人说话就像放屁一样。不知道从哪儿来的该死的优越感。你们觉得自己什么都知道。”

“再见，格兰杰。我还有个约会。”

“别走，福勒。你没有爱心吗？我没法儿跟那些法国人说话。”

“你喝醉了。”

“我只喝了两杯香槟，仅此而已，要是只喝这么点儿，你会醉吗？我要去北方了。”

“那有什么不好呢？”

“噢，我没跟你说过，是吗？我还以为人人都知道了。今天早上我收到一封妻子发来的电报。”

“怎么样？”

“我儿子得了小儿麻痹症。他的情况很不好。”

“很遗憾。”

“不必。又不是你的孩子。”

“不能飞回家看望一下吗？”

“走不开。他们想要一篇关于河内附近什么扫荡行动的报道，而且康纳利病了。”（康纳利是他的助手。）

“很抱歉，格兰杰。真希望我能帮上忙。”

“今天是他的生日。到今天晚上十点半，他就八岁了。就是为了他的生日，我才组织了这个香槟聚会，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件事。我不得不找个人聊聊，福勒，而且我又没法儿告诉那些法国人。”

“现在他们对小儿麻痹症很有办法。”

“即使他残疾了，我也不介意，福勒。只要他活着。我，我残疾了可不行，但他很有头脑。那个浑蛋在唱歌的时候，你知道我在做什么吗？我在祈祷。我心里想，如果上帝想要一条命的话，他可以拿走我的。”

“这么说，你相信上帝？”

“但愿我信。”格兰杰说。他的整只手掌在脸上拂过去，看起来像是头疼，但这个动作其实是为了掩饰他在擦眼泪这个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