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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现在安静了，他的脸色无精打采。他的眼睛凝视着她，带着她那天中午注意到的那种奇怪的同一表情。这种表情，她先前从未在任何人脸上见过，她读不透。不久，他轻声细语、含糊地说：

“你先前说你叫什么名字，美女？”

他这种称呼弗·贾思敏的方式，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喜欢。她规规矩矩地说了自己的名字。

“好吧，贾思敏，上楼怎么样？”他的语气在询问，不过没等她立刻回答，他已经从桌边起身，“我在上面开了个房间。”

“什么？我原以为我们要去‘休闲时光’，去跳舞或之类的。”

“急什么呀？”他说，“乐队将近十一点才开始奏乐呢。”

弗·贾思敏不想上楼，不过她不知道该如何拒绝。这就好像走进一个庙会的小房间，抑或是搭上了去赶市集的便车，一旦你挤进去，不到市集结束或者车停，你就无法离开。这和这名士兵、这场约会一样。她直到结束才能离开。士兵站在楼梯下等她，她难以拒绝，只好跟在他的后面。他们向上走了两段楼梯，然后沿着一条狭窄的大厅前行。大厅里散发着尿味和油毡味。不知什么原因，她走过的每一步，都让她觉得不舒服。

“这真是个有趣的旅馆。”她说。

旅馆房间内一片寂静。正是这种寂静让她警醒和害怕。她立即注意到房门被关上了。光秃秃的灯泡从天花板上垂下来，在灯泡的映照下，房间看起来简朴且丑陋。铁床的漆已经剥落，床睡过，没叠。在地板的中间摊放着一口手提箱，里面杂乱地堆着军服。在浅色的橡木书桌上，有一个盛满水的玻璃罐，一包已吃了一半的肉桂卷。肉桂卷的表面覆盖着蓝白色的糖衣和一群肥胖的苍蝇。窗户没装纱网，四敞大开，低劣的薄纱窗帘在顶端打了个结，让空气进入房间。房间的一隅有个洗手盆，士兵的手窝成杯子状，掬起冷水匆匆洗了把脸。肥皂仅仅是一块普普通通的肥皂，已被人用过了。洗手盆上方有一个标记，上面写着：严禁洗涤。尽管士兵脚步发出响声，水发出滴滴答答声，寂静的感觉仍然油然而生。

弗·贾思敏来到窗前俯视，只见下面是一条狭窄的小巷，还有一堵砖墙。一架摇摇晃晃的防火梯落到地上，通风井下透着灯光。窗外，八月的夜晚人声喧杂，收音机在播放，屋里也时不时有些动静——那这样的寂静从何说起呢？士兵坐在床上，此时，她完全将他看作一个单独的人，与街上那些喧闹的人群分离开来。那些人漫步街头，转身便会离开，去往外面的世界。在这寂静的屋子里，他似乎显得孤寂而丑陋。她不再想象他在缅甸、非洲、冰岛甚至阿肯色的样子。眼前的他就在房间里，坐在床上。他淡蓝色的眼睛正凑过来，奇怪地望着她——那眼神很柔和，仿佛用牛奶洗过一般。

房间里静得出奇，和厨房里的寂静有些相似。厨房的午后令人昏昏欲睡，连时钟都仿佛停摆。此时她心里隐隐感到不安，直到发现问题所在。这样的静默感她曾领略过几次——一次是在西尔斯罗巴克商店，她突然沦为窃贼的那一刻。还有一次是在四月的下午，在麦基恩斯家的车库。这种寂静仿佛在预示着什么，接下来会有未知的麻烦；这不是悄无声息的静默，而是一种等待，一种悬念。士兵那双异样的眼睛一直注视着她，没有挪开，让她不寒而栗。

“来吧，贾思敏，”他说，声音有些不寻常，低沉而微弱。他将手伸向她，掌心朝上：“咱们就别耽误时间了。”

接下来的时刻，那一幕像发生在庙会怪人屋的场景，又像发生在米利奇维尔的疯人院。弗·贾思敏朝门口走去，屋子里静得让她受不了，就在她经过他身边时，他一把抓住她的裙子，将她按倒在床上。她吓得浑身发软。这事跟疯了似的，她还没反应过来，他的胳膊紧紧箍住她，他的衬衫发出一股汗酸味。他并不粗暴，但比粗暴还令人不堪，她吓得差点动弹不得。她挣脱不开，就用尽全力咬下去，这下肯定咬到那疯子士兵的舌头了。他发出一声惨叫，她这才得以脱身。接着他步步紧逼，脸上痛苦地扭曲着，她伸手抓起玻璃水罐，朝他当头一砸。士兵摇晃了几下，两腿软下来，缓缓地仰倒在地上。那一记闷响犹如铁锤砸在椰子上，打破了屋子的沉寂。士兵躺在地板上，一动也不动，长满雀斑的脸上挂着惊诧的表情，已经没有了血色，嘴角还淌着血。但他头没有破，甚至没有伤口，是死是活她也不知道。

寂静结束，就像在厨房里的那些时刻，先是惶惑不解，后来她发现她之所以不安是因为时钟停摆，可这里没有时钟，她无法拧紧发条来获得安慰。回忆在脑海里飞快闪过，前屋的那次抽风，车库的那些对话，还有该死的巴尼。她没让这些支离破碎的片段凑成一个整体，只是不停地在嘴里重复念着“疯子”。罐子里的水泼到了墙上，士兵躺在凌乱不堪的房间里，模样凄惨。弗·贾思敏对自己说：快走！她朝门口刚走一步，又转身回来，从防火梯攀缘而下，飞快地落到巷子里。

她就像从米利奇维尔疯人院逃出来一样，拼命地往前跑，头也不回一下。跑到自家街区的拐角时，她很高兴看见了约翰·亨利·韦斯特。他站在外面，等着看飞舞在街灯周围的蝙蝠，见到他那熟悉的模样，她这才稍稍平静一点。

“罗伊舅舅正在找你呢，”他说，“你怎么哆嗦得这么厉害，弗兰基？”

“我刚刚把一个疯子的脑袋给砸了，”她喘息稍定地说，“我砸他的头了，但不知道有没有死，他是个疯子。”

约翰·亨利淡定地注视着她。“那他什么反应？”她没有马上回应，他又继续道：“是不是倒在地上乱滚，嗷嗷地叫，口吐着白沫？”因为有一次老弗兰基就是这样，想吓唬贝蕾妮丝逗着玩，但贝蕾妮丝没上当。“是不是这样？”

“不，”弗·贾思敏说，“他——”望着那双平静的孩子的眼睛，她知道没法跟他解释。约翰·亨利不会明白，他的绿眸子让人觉得怪怪的。有时他的想法就像他画在草稿纸上的蜡笔画。有天他画了幅画拿给她看，上面画着一个在爬电线杆的电话工人。这人绑着安全带，脚上穿着登山鞋，连这些都画得清清楚楚。这幅画用了不少心思，但她看完总觉得哪不对劲。她反复看了几遍，才发现了问题。原来画上画的是侧面像，却看得见两只眼睛，一只在鼻梁上，另一只紧贴在它下面。这不是草草画上去的，而是画得很仔细，连睫毛、眼珠和眼皮都有。两只侧面的眼睛让她觉得很怪诞。但和约翰·亨利摆道理，跟他争辩？那还不如对牛弹琴呢。为什么这么画？什么原因？因为他是个电话工人呀。他在做什么？爬电线杆呀。想弄明白他的想法压根就办不到。当然他也理解不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