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复兴抑或继续（第5/6页）

不停地劳动不但是生命的规定，也是艺术的规定，因为艺术是思想的创造活动。伟大的艺术家和真正的诗人从来不坐等灵感或者顾客的到来，他们今天创作，明天创作，永不停歇。结果就是辛苦劳作成了习惯，对困难有了永恒的承认，这使得他们始终保持着与缪斯女神及其创造力的紧密结合。

普鲁斯特同样为了写书而戕害自己，他回应巴尔扎克说，到最后，是一种“劳作的习惯”而非对名誉的追求令作家完成作品，此时他也很接近“教义”的概念。不过作为个人理想的真理，或者在自己身上活出真理来的“教义”概念，也可以用来使人安于奴役状态，让他们在麻木不仁的驯服状态中找到至善的精神。《薄伽梵歌》说：“尽你应尽之责，无论有多卑微。不要理会其他人的责任，无论有多伟大。在自己的职责中死，这是生；在他人的职责中活，这才是死。”

“教义”具有创造性还是破坏性，要根据文明所处的状态以及对人的不同期望来看。不可能有其他。信仰的品质不是持续不变的，要看信仰者的品质如何。维诺巴·巴韦的宗教只能表达出印度村庄的卑微和失败。本世纪印度人在科学方面有所贡献，但除了极少数明显的例外，他们的成就都是在国外做出的。这不仅仅是装备和设施的问题。印度科学界令人担扰。科学界自感在印度地位脆弱，其中很多人在国外大胆创新，而一旦被吸引回国，就会陷于平庸、自我满足，成为对自己过去的价值毫无意识的人，曾经的辉煌只不过是偶然事件。他们安于更狭隘的文明、更狭隘的“教义”和自我实现观念。身处徒具其表的文明中，他们不再为获得自己眼中的功德而在智识方面拼搏奋斗，这样的功德现在需要通过正当的宗教行为，即“正确性”来获得。

几年前，科学家哈尔·葛宾·科拉纳⑦以美国国籍、为美利坚合众国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印度为之伤心。印度盛情邀请他回国，却忽略了他最重要的方面。一位印度最优秀的记者说：“除了讨论他的成就外，我们愿意为科拉纳做任何事情。”成就，劳动，对劳动的评价：这些都被认为应该发生在别处，而不是在印度。

这是印度人接受的智识寄生主义的一部分。作为被征服的人民，印度人接受这种寄生主义已经很长时间了，而同时，他们又依然将他们的文明视为一个整体，认为它掌握着唯一重要的真理，像甘地在一九一四年看到的，这个文明为“受难者”提供庇护所和“尘世生活的解脱”。好像那种特殊的美德只存在于印度异常的痛苦和尘世的无能中，而不存在于曾经辉煌的文明里。这就像是对绝望的慰藉，因为物质世界的挫折里更没有美德可言（尽管甘地知道这点，并且他早期所有的政治行为都充分表现了这点）。

印度式贫穷比任何机器都更非人化，生活在印度的人受“教义”观念的束缚，被紧紧地封闭在最狭隘的逆来顺受中，其程度比任何机器文明中的人更甚。回到印度的科学家收敛了他在国外获得的个性，重新从种姓认同中得到安全感，世界再一次简单化了。这里有烦琐的制度，如枷锁般舒适，一度唤醒了创造力的个人洞见和判断，也被弃之如负担，这个人又一次与其种群被捆在一起，他的科学也沦落为一门手艺。种姓制度不仅摧残着“不可接触者”阶层，由此导致肮脏在印度被神圣化，而在全力成长的印度，这种摧残还同时表现在强制的全面服从、庸俗的满足感、冒险精神的消失以及把那些可能非常优秀的、有个性的人驱逐在外的举动。

人们或许会反叛，但通常到最后他们会沉默。外来者在印度是没有位置的。“雅利安联合会”，一个反对传统种姓制度的改革团体，本世纪初一度活跃于印度北方，却因为一个简单的原因而失败。它无法解决成员的婚姻需要。印度把他们招安了，让他们回到自己反对的种姓制度和规定中去。五年前我在德里听到了一个故事，一个外国商人觉得他身为“不可接触者”的仆人很有天分，决定让这个青年受教育。于是他这样做了，并且在离开印度前为那个人安排了一个更好的工作。几年后商人回到印度，发现那个“不可接触者”又变成了厕所清洁工。那人被他的部族排斥，因为他脱离了他们，他被阻挡在夜晚吸烟的人群之外。他加入不了别的群体，也娶不到妻子。这种孤立是难以承受的，于是他重操旧业，这就是他所依照的“教义”，他必须学会服从。

逆来顺受。印度对人的需要就是这些，人所愿意付出的也是这些。家有家规，种姓亦有其规。对徒弟来说，师父（不管是圣人还是音乐老师）就是神，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即使他不是很理解为何如此，就如同巴韦并不理解甘地一样。学习神圣典籍必须凭借内心，学习学校课本必须凭借内心，还有大学的教科书以及讲座记录。“西方的教育体系中有个错误，”维诺巴·巴韦几年前说，“在凭借内心学习经典方面毫不施压。”中学生们像小和尚念经一样诵读课文，而且像小和尚一样，一有访问者出现便提高嗓门，显示他们的热情。所以，印度把新生代吸收进旧我之中，以老方法使用新工具，清除自身不需要的思想，保持其平衡。土地的贫穷反映在思想的贫穷上；如果不这样则会平添灾祸。

被征服的文明也是受挫的文明，它使人服从于灵活的“教义”，与土地一起日渐萎缩。甘地唤醒了印度，但他所唤醒的不过是那个受挫的印度，是他继南非之后所需要的圣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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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一个小说家往往会把自己分割开来，注入各个角色中去，无意识地建立起一种和谐共存，给予其主题一种封闭的紧凑感，多面向的甘地也扩散于现代印度的各个方面。他是隐匿的，除了化身于如今垂死的巴韦外，他是不为人知的，但印度今天上演的这一幕幕他在六十年前就已经安排好了，那时他结束了在南非的种族斗争刚刚回国。创造者不必了解他执迷的根源，他的责任仅仅是让局面动起来。甘地给印度带来了政治，又唤起了古老的宗教情感。他令两者互为助益，带来了觉醒。但在独立的印度，这一觉醒的元素却令两者相互否定。没有政府能靠甘地的幻想生存。被甘地转化为一种民族主张的灵性，被征服人民的慰藉，已经明显变质，成了一如从前的虚无主义。

流亡的反对派发言人大谈民主自由的丧失，他们的抱怨是公允的。不过那些借来的词汇隐藏着过时的甘地式执迷，同“紧急状态”条款一样具有破坏性：“罗摩之治”的幻想，灵性的幻想，回归村庄，简朴。在这些构成政治冲突的执迷当中，仍可见到甘地在伦敦学习法律时那段盲目岁月的骚动以及他在南非二十年的种族伤痕，它们以最不可思议的方式鲜活地存在着。如今甘地反对西方及虚无主义的根源已经丧失，在南非失败的二十年已经从印度人的意识中删除了。不过，如果甘地从其他途径解决他的困难，如果（像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小说家）他没有如此成功地转化他的原始伤害（在他身上一定大部分是种族的），如果他为印度规划出另一种生存法则，他就可能给独立的印度留下一种意识形态，有了它，印度可能已经产生真正革命性的变化，产生大陆的种族意识和印度人特有的归属感，甘地全部的政治目标可能已经借此实现，甚至实现得更多。它们不但会动摇“不可接触者”制度、淹没种姓制度，而且会唤醒个人，让人在一种更广义的认同中自立，建立起关于人类之卓越的新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