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失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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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像个动物园，”一位忧郁的中产阶级女士在德里说，“也许我们该收门票。”

她住在印度，我是游客。她意在指责，甚至可能是侮辱，不过说过了也就罢了。印度像个动物园，因为印度贫穷、残酷，迷失了方向。随着“紧急状态”的到来，她这才发现印度的问题，这些发现已不仅仅是智识上的发现。她曾经和其他中产者、其他在自己的种姓世界中安然度日的人一样，也许把自己和印度大众相隔绝，而现在则感到自己在和印度一起沉陷。

她丈夫和反对派有联系，他的事业突然间处境危险，他本人则一直生活在被捕的恐惧中。在“紧急状态”前，学生骚乱，工会罢工，似乎很有可能推翻甘地夫人的政府，引领印度进入一个新开端—那时他算是个人物。如今他所有的政治冒进都成了歇斯底里。行动不再可行，他觉得他是革命军中的马前卒，而现在革命退却，把他暴露了出来。

“我们几千人会包围她的房子，阻止她外出或者接待访客。我们将日夜安营扎寨，喊她辞职。即使警察逮捕我们，毒打我们，屠杀我们，他们能杀掉多少人？而且他们该怎么处置尸体？”这是著名的甘地主义者、前副总理德塞对一位外国记者许诺的话。然而就在几个小时以后，德塞先生被捕，这无疑出乎他的意料（他对记者说“我宁愿相信，甘地夫人在犯下这样的恶行之前会先自杀”，无意识地暴露了他甘地主义姿态的自负和虚张声势）。而且，在德里甘地夫人的房门前也并没有抗议示威，没有尸体。

最受尊敬的反对派领袖贾亚·普拉卡什·纳拉扬就表现得更聪明。他被捕前在德里发表最后一次演讲时问听众里的学生：“你们愿意回去上课还是愿意去监狱？”学生们回答：“监狱！”他然后说：“我们看吧。”到头来，学生们什么都没做，他们成了“紧急状态”下的大范围平静中的一部分。

革命变成了没有革命。几周前，印度看起来还能够复兴甘地式的热潮，现在则像座动物园。那位消沉的女士坐在椅子上向前倾身，莎丽裹住的双膝张开，她垂头望着地板，慢慢地把头从一边摆向另一边，好像在沉思着这场印度悲剧的深重程度。此时，她的丈夫正提高嗓门，压住从敞开的窗外传来的车辆的嘈杂声，对即将到来的镇压发表看法。

他把个人的焦虑延伸至国家范围。他预测，由英国人建造、现在由印度统治者继承了的“花园城市”新德里很快会设卡阻挡穷人，并架上机关枪来进行防守。我觉得他在夸大其词，但他说，驱逐穷人的行动已经开始。外交区的占地聚居区已经被夷为平地，那里的人和他们的家当一起被扔到雨里去了。

几个星期后，这起国内事件在伦敦一家报纸上被当作来自印度的热点新闻：推翻社会主义，开始侵扰穷人。发生在印度的事件被赋予南美式的诠释，这样对所有人来说都更容易理解。这篇报道试图描述我曾从此条消息中感受到的歇斯底里。不过在那个德里的傍晚，我当时就想到，类似的对非法占地者的驱逐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一九六二年尼赫鲁先生仍在执政时，我第一次造访这座印度首都，那时一个同样的聚居区就在中产阶级居住的国防区被强行铲平。许多天以后，棕黑色的茅草、麻袋和泥巴倾塌四散，仍然堆在高速路的一边。它们被清除，曾居住在那里的人们似乎都被消灭了。报纸上曾有照片报道，不过没什么人看，也没有抗议。

不过那是一九六二年，是尼赫鲁先生作为国父的最后一年，也是独立后的印度中产阶级荣耀风光的最后一年。那时（直到中印战争清除了幻想）印度看上去很成功，“独立”仍然被主要当作一件有关个人尊严的事，对外来说是印度的声音，对内来说是“印度化”，是一种新职业，新管理方式，新外交重点，新荣誉，展现民族传统与“文化”的新意识。

在那样的日子里，那位在一九七五年感到沮丧、抱怨印度的悲剧、把访问者骂成窥阴癖的女士，想来忽视了印度的贫困问题；她一定会像当时的中产阶级女士一样谈论着穷人的快乐（比其他人的快乐都多），穷人的姿态，穷人的尊严，他们保持窝棚干净的方法；她会把印度穷人和不可名状的外国贫民窟居民作对比。时代不同了。“印度化”不再意味着工作的再分配和对英国遗产的分享。它成了反对党的口号，印度教徒的民粹－宗教式诉求，对少数民族的威胁性词语，智识混乱的一部分，它是一种新的不安，是对蛰伏的幻想与执迷的盲目挖掘，是来自底层的愤怒洪流。

那位女士低头看着地板，在丈夫边踱步边说话的时候，她慢慢摇着头，说着“嗯”。在这个姿态下，她的面颊低垂，看上去很老，身上平添了忧郁气息。她认识住在被夷平的聚居区里的一家人，那是家穷人，简单的人。男人从山区来到德里。他找到工作，在这一小片土地上建起了房子。他带来了老婆，然后他们有了四个孩子。他才三十岁。但是，可怜的家伙，他还能有什么别的乐子呢？他没有电视。他把自己的弟弟也带来了，弟弟又带来了自己的老婆，然后他们也开始有孩子。如今，这样的生活被毁灭了。他们在雨里无家可归，政府甚至等不到雨季过去。

不过他们真是被这样扔出去的吗？他们事先有没有得到什么通知？有的，通知已经持续了一年。但穷人们能做什么呢？同样确定的是，在这段时间里登记的人会在别处得到一块自己的建筑用地。但穷人们又知道什么登记？有谁在那里帮他们？另外，新地段在十英里以外，人们怎么上班？公共汽车？是啊，那儿有公共汽车，不过我不知道德里公共交通的状况。所有的一切都那么忧郁而可怕，特别是对她认识的那家人来说。他们是谁？那个男人为她工作，是她的仆人。她失去了仆人，他则失去了工作。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从女士的忧郁与丈夫的歇斯底里中梳理出故事的脉络：似乎女人和丈夫谁都不明白，在真正的危机时刻，把这样的个人损失（还不是确定的损失——那个仆人可以骑自行车来）当作民族悲剧的一个方面呈现在一位访问者面前，是一件多么令人沮丧的事。

“我遇到的人无论男女，似乎都乐于被他人虐待。对他们来说，生活在悲苦中、谈论这种悲苦、沉溺于自我伤悲是种情感上的纵欲。在这些人中，交谈意味着讲述他们在大小官员、远亲近邻手下遭受的磨难。”这是七十九岁的孟加拉作家尼拉德·乔都里①在一九七○年说的话，出自一本告诉印度人如何“快乐地与他人生活”的手册《活，还是不活》。乔都里从印度人盘根错节的生活观中开掘出一条自己的道路，他认为印度人没有“活着”，他们活得“不健康”，活得没有目的。“我们活着吗？这可能算是个荒谬的问题，因为我们没人自杀，尽管说老实话，我开始觉得我认识的大部分人都应该自杀，因为我看不出他们活着还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