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失乐园（第3/5页）

这种印度历史！对圆满与纯净的幻想迷惑着现实！在伦敦的印度反对派团体出版了贾亚·普拉卡什·纳拉扬被捕前一晚的演讲。其口气与同一天德塞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的信誓旦旦之辞很不一样。纳拉扬的演讲是解释和通告，是一个立宪主义者的演讲，充满事实和相关背景；它引用了印度最高法院的法官们以及艾弗·詹宁斯爵士②的话。但同时也是一位面对大众的印度政治活动家的演讲，其中有一段富于哲学性和历史性，必须完整摘引。

青年、农民、工人阶级，所有能表达意见的人都要宣布，我们不允许法西斯主义在这个国家露头。我们不许这个国家进入独裁统治。我们将保持人民当家的政府。这里不是孟加拉，这里不是巴基斯坦，这里是巴拉特③。我们有自己的古老传统。几千年之前，我们就有了小村庄共和国。这样的历史就在我们身后。每一个村庄里都有着实实在在的村级“潘查耶特”。在孔雀④、笈多⑤、帕坦人⑥、莫卧儿和帕什瓦⑦的时代，我们都有自己的潘查耶特。英国有意破坏了这个传统，以便加强他们自己对这个国家的控制。在孟加拉和巴基斯坦也曾有这样的古代传统，不过他们似乎已经放弃了。甘地吉⑧总是说，印度自治的含义是罗摩之治。印度自治意味着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规则。每个村庄、每个乡镇都将自行处理事务。他们绝对不能将命运交给他们的代表，让“高层”来决断所有事情。

这段文字始于反法西斯的呼吁（并且赋予了印度一个“工人阶级”，几乎是在准备一场现代斗争），很快就有没那么直来直去了。印度成了古老圣土巴拉特，并且被神秘地唤起了历史：为了把话题转到英国统治时期的亵渎，演讲者回顾了十八世纪马拉地的土匪王，提到了穆斯林征服者（莫卧儿王朝和帕坦人），一跃千年回到纯印度人的笈多王朝（公元三二○至公元六○○年），又回溯五百年到了孔雀王朝（公元前三二二年至公元前一八五年）。经过所有这些帝国、成就、混乱、征服、劫掠，印度版图不断并入穆斯林世界—人们仍说印度保持着灵魂，保存着她的村庄共和国民主方式，她的“人民的政府”。民主不是舶来品，印度早有民主。要重新发现民主，印度只需重新发现自己。

而此后，纳拉扬把这种重新发现转换成了更神秘的东西。“甘地吉总是说，印度自治的意思是罗摩之治”，印度自治意味着自我统治、自我治理，这是英国统治时代对印度独立的称谓。罗摩之治则是其他的东西，是罗摩⑨的统治，是一种极乐幻想。罗摩是印度教的神圣史诗《罗摩衍那》中的英雄。史诗所反映的事件大约在公元前一千年，由一位具名的诗人⑩整理记录，与《埃涅阿斯记》⑪同时，不过（与《埃涅阿斯记》不同）它始终是一首鲜活的诗歌而不仅仅是文学，所有印度教徒（即使是文盲和受压迫者）从小就熟知。罗摩体现着所有印度教雅利安人的美德，他是人也是神，他的统治—在经历被驱逐和伤痛之后—就是神在大地上的统治。在对他冒险的叙述中充满了儿童式的想象，任何一个印度教徒都不会忘记童年时对那些人物和故事的亲近感，他直到长大以后才知道那些事只是神话，是把那些非传奇的东西传奇化的产物。

印度教徒早就知道，“罗摩之治”失落已久，它一方面是遥远而不现实的，只不过是个词汇，另一方面又像童年一样，虽然远去但只是刚刚才变得不可触及。从印度最出色的商业管理者之一普拉卡什·谭顿的自传《旁遮普世纪》（一九六三）中，我们可以全面了解甘地在一九一九年开始他的印度斗争时提出的罗摩之治以及它当时的政治影响，甚至是在一个群情激奋的年代对一个专业者家庭的影响。“这些来访者，”谭顿写道：

谈论着印度的自由，我们为之着迷。不过当他们用我们熟悉的类比和习语谈到黑暗时代⑫时，我们明白了他们的用意。早有预言说，印度的生命与历史经历了七个时代：曾有过黄金时代，那是真理、公正和繁荣的时代；以后则有黑暗时代，虚假、道德败坏、奴役和贫穷的时代……甘地把印度重新命名为“巴拉特妈塔”⑬，这是个会引起怀旧记忆的名称，而且与“高妈塔”，即圣牛之母有关联……他……说英国的和平是奴隶的和平。渐渐地，一幅新画面展现在我们头脑中，印度走出了黑暗时代，来到了一个全新的自由与富足时代：罗摩之治。

将近六十年后的一九七五年，贾亚·普拉卡什·纳拉扬的诉求是一样的。“印度自治的意思是罗摩之治。”我们远离了印度的“工人阶级”和反法西斯主义者的斗争，远离了政治体系和历史沉思，回到了印度教世界的开端，回到了“怀旧的记忆”。我们回到咒语的慰藉中，回归甘地，把他当作印度唯一的真理。好像英国人仍然统治印度，好像甘地从不是特殊的环境所塑造的，好像印度的政治环境始终没有变化，如印度自身一般永恒，所需的也总是同样的解决之途。这真是讽刺。贾亚·普拉卡什·纳拉扬所反对的印度专政与当代印度政治生命的贫弱，一个是无法动摇的权力，另一个则是因“甘地主义”的失败而执迷的反抗，混杂着政治历史幻想和宗教性的升华—其讽刺意味在于，为专政和政治贫弱提供保障的恰恰也是甘地的巨大成功。

是甘地令国大党有了扎根乡村的群众基础。五分之四的印度人居住在村子里，国大党是印度唯一拥有农村组织的政党（一些地区性政党除外），它不能失去农村。反对党，即使是像“人民同盟”那样的印度教复兴主义政党，都是城市党。在村庄里，国大党仍然是甘地的党，经过近三十年未曾间断的统治，国大党建立起的村庄专政已不容易动摇。在乡下，应该留意的是那些身穿白色土布衣服的人。他们是有权之人，是政客；他们的权威根植于对种姓与宗族的古老敬畏，他们的权威被独立和民主所尊崇。

就像一天下午，在南方一个大型灌溉工程的工地上被介绍给我的两个“农民”。在吃完午饭、访问完办公室和景点后，我提出要访问田野和农民。灌溉项目负责人，尽管穿着夹克、打着领带（象征他的高层管理地位），还是开始显得紧张，如同害怕别人擅入领地。衣衫褴褛的人们不声不响地聚拢到我们周围，他们显然是在土地上工作的，不过我想他们不是农民。他们是谁？他们是劳工，甚至连劳工都不如，什么都不是，管理者对他们不屑一顾。一辆政府的吉普车被派出去接负责人声称认识的两个农民，在多雨、阴郁的昏暗中，我们在潮湿的木材场等了很长时间，我们周围的人群越聚越多，直到农民到来。他们三十多岁，灵巧地跳下吉普车，穿着一身国大党的白色甘地式土布制服。其中一个刚洗过澡，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还戴着一块大手表，另一个高大而苍白，大腹便便，戴着甘地帽。他们根本就不是农民，而是地主和政客，是地区的管理者，在来访者面前装扮成农民，上演民主把戏，他们每人都靠着六英亩土地的收入为生。在等了那么久后，他们只把我从木材场带到一路之隔的一小块灌溉过度的土地上，现在天已经黑了，只有他们的白色土布衣服还熠熠生辉。而我们周围的那些农奴食不果腹，没有土地，一文不名，待遇非人，他们黝黑的面容和灰暗的破衣烂衫消隐在暮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