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现在这里没人喜欢卡（第3/7页）

在见到伊珂之前要听她和卡之间的一些恋爱细节，我感觉不是很好。在去“新人生糕饼店”赴约之前，为了打消心中的紧张，去除心中的恐惧（我害怕自己会坠入情网），我先去了“绿色家园啤酒屋”，喝了杯拉克酒。这一招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反而让我变得更加无助，当伊珂走进蛋糕店坐到我面前的时候，我立刻就明白了这一点。空腹喝下的拉克酒并没有让我觉得放松，而是让我晕头转向。她的眼睛很大，脸型正是我所喜欢的瓜子脸，她比昨天以来我印象中的还要美。我一边欣赏着她的美丽，一边强迫自己相信，让自己魂不守舍的就是她和卡之间曾经有过而我也一清二楚的那段爱情。不过，这也让我痛苦地想起了自己的另一个软肋，卡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他是个真正的诗人，而我这个小说家却是头脑简单，像个文书一样，每天定点上下班。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所以我才会绘声绘色地描写卡在法兰克福极为规律的生活：每天早上在同一时间起床，然后穿过同一条街来到同一家图书馆，坐到同一张桌子旁工作。

“其实，当时我都已经决定了要和他一起去法兰克福，”伊珂说。为了证明这一点，她向我提到了很多细节，比如说她连行李箱都准备好了。“可现在要让我觉得他是个不错的人对我来说有点难，”她说,“但是，我很敬佩你们之间的友谊，所以我想给你写书提供一些帮助。”

“卡在卡尔斯写了本很棒的诗集，”我说,“他仔细地回忆了那三天的生活，把它写到了本子上，现在还少了离开卡尔斯之前的最后一段。”

她毫无保留地把卡离开卡尔斯之前的那段时间里发生的事情说了出来，有些是她的亲身经历，有些则是她的猜想。因为要说出自己的隐私，她略显窘迫，不过她的真诚还是让我非常地钦佩。

“您没有充分的理由不去法兰克福。”我尽量不去指责她。

“有些事情，只要用心去想一想就会明白的。”

“是您先提到心的，”我告诉她卡在信里（卡没有把这些信寄给她，我是为了写书才看这些信的）说，因为想她，他经常连觉都睡不着，回到德国的第一年他每晚都得吃两片安眠药才能入睡；因为想她，他还经常喝得烂醉如泥；在法兰克福的大街上走上五六分钟，他就会把远处的某个女人看成是她；每晚他都会回忆和她一起度过的幸福时刻；哪怕只能忘记她五分钟，他也会觉得非常幸福；直到死，他都没再找其他的女人；失去她以后，他觉得自己“都不是个活人了，而像个幽灵”。突然间我发现她的眼神里充满了怜悯，仿佛在说“够了，别再说了”，她的眉毛也扬了起来，这时我才发现，原来自己说这些不是为了让伊珂接受卡，而是为了让她能接受我。

“也许您的朋友太爱我了，”她说,“不过这份爱还不足以让他回卡尔斯。”

“因为法院下令要逮捕他。”

“那不重要，就算他上法庭，作了证，他也不会有什么麻烦的。您不要误解，他不回来也没什么不对的，不过拿‘神蓝’来说，尽管有‘杀死他’的命令，但他为了看我，曾偷偷地来过卡尔斯好多次。”

一提到“神蓝”，她那淡褐色的大眼睛闪过一丝亮光，脸上显现出了痛苦的表情。见她这样，我的心也揪了起来。

“不过您的朋友害怕的不是法庭，”她像是在安慰我似的说道,“我之所以没去车站，是因为我知道他干了些什么，这一点他很清楚。”

“您根本就没能证明是他干的。”我说。

“我很清楚，他让您也有了一种负罪感。”她说完便把烟和打火机收到包里，表明这次见面到此就结束了。她很聪明，听到她的这番话我便明白，她已经知道了我真正妒忌的是“神蓝”，而不是卡。不过后来我又觉得伊珂其实并不是这个意思，我之所以这么想只不过是因为心虚罢了。她站起身来，穿上了外套。她的个子挺高，身材比例也正好。

我的大脑一片混乱。“今晚我们还会见面的，对吗?”我着急地问道。这句话其实根本就没有必要问。

“当然了，我父亲会等你的。”说完，她便走了。她走路的姿势很特别，也很可爱。

我对自己说，她发自内心地相信卡是“有罪的”，对此我很难过。但我这是自己在骗自己。其实我希望的是她温柔地把卡称为“死去的好朋友”，然后慢慢地说出他的弱点、他的想法和他犯下的错误，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借助于她的神圣的回忆，和她一起乘坐同一艘轮船走上我们的第一次旅程。来这儿的第一个晚上，我还曾经想过要把伊珂带到伊斯坦布尔去。不过现在，这样的幻想已经离得很远了。我的心里有一种冲动，我要证明我的朋友是“无罪”的。这是不是又意味着其实我妒忌的不是卡，而是“神蓝”呢?

天色渐渐变黑了，这个时候走在白雪皑皑的大街上让我倍感难过。边境卡尔斯电视台刚刚搬到了黑山大街加油站对面的那栋新楼里。这是栋三层的混凝土建筑，卡尔斯人一直将它视为发展的标志。可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面的走廊便和城里的空气一样变得脏不兮兮、黑不溜秋的了。

法泽尔在二楼的工作间里高兴地接待了我。他把在电视台工作的八个人一一介绍给我认识，对我说“大家希望能简单地采访一下你，好上晚间新闻”。我觉得这可以让我在卡尔斯办起事情来更方便一些，便同意了他的请求。我们只录了五分钟的节目。采访我的时候，青年节目主持人哈坎·厄兹盖突然说道“听说您正在以卡尔斯为背景写一部小说”，可能是法泽尔告诉他的吧，我非常惊讶，东拉西扯地把这个问题给搪塞了过去。采访过程中，我们压根儿就没提到卡。

我们去了台长办公室，按照录像带上的日期（这些录像带按照规定都放到了墙上的书架上），找出了民族剧院直播的头两盘带子。接着法泽尔给我找了个小房间，房间通风不是很好，不过里面有台旧电视。我坐到电视机跟前，一边喝着茶，一边欣赏着卡迪菲主演的《卡尔斯的悲剧》。我很欣赏苏纳伊·扎伊姆和冯妲·艾塞尔说的那些“批判性的台词”，他们还对四年前很流行的一些广告片段进行了讽刺。至于卡迪菲摘掉头巾以及后来开枪击中苏纳伊的镜头，我专门倒回去看了几遍。苏纳伊的死看上去的确像是剧情的一部分。除了剧场里前几排的观众，其他人都不可能看清楚弹夹究竟是空的还是满的。

看到另外一盘带子时，我才明白，原来《祖国或头巾》这部戏里很多的镜头，包括守门员乌拉尔的奇遇和冯妲·艾塞尔的肚皮舞是他们在每部戏里都会重复的包袱。带子有点旧了，当时剧场里满是喊叫声、口号声和嘈杂声，演员的对话已经听不太清楚了。不过我还是反复地倒带，反复地听，最后好不容易才把卡朗诵的那首《没有真主的地方》抄了大部分下来。法泽尔问我，卡在朗诵诗的时候奈吉甫为什么会站起来说些什么，于是我让他看了看我抄下来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