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 狼人V

哈得逊·贝克(学生):很难解释得清楚,我们那所高中的每一个厕所的每一个隔间里都有人写着“得了狂犬病的安珀·奈淌着哈喇子!”

不料这都是安珀自己写的。真的。

这才真的解释不清呢。

托妮·韦德林(撞车派对玩家):高中的小屁孩们会跳一种被他们称为“口水虫”的舞,就是说他们模仿晚期狂犬病人,做出一副腿局部麻痹的样子。小屁孩们在舞池里跌跌撞撞地走来走去,靠着舌头上的“我可舒适” [171]做出口吐白沫的样子,互相你推我搡,还不停地号叫着。据说要想让警察把你开枪打死,这种舞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射手·敦云(撞车派对玩家):我们管那些想要染上病的人叫“痰盂”;想要给别人传染狂犬病毒的人叫“贩子”。

摘自格林·泰勒·西姆斯(历史人)的田野调查笔记:正如查尔斯·狄更斯笔下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恐怖统治一样,在疫病横行的时代总有一些人不安于现状,直到自己感染上疫病为止。

哈得逊·贝克:安珀和我会把全身都涂上防晒指数二百左右的防晒霜。我们太想让大家悄悄地说我俩是夜行者了,还想让戒严警察来搜捕我俩。回想起来,我们其实就是希望大家害怕我们。就好像我俩可以随时撒野,在基督之路学校里把所有人的脖子都啃一遍一样。

托妮·韦德林:我记得我听到有人说几个傻乎乎的夜行少年对他们所谓的“血统”吹了好多牛,其实也就是给他们传染了狂犬病的源头。无一例外,每一个孩子都信誓旦旦地说自己是从吼吼·凯西或者回声·劳伦斯那里感染上的。每一个人都希望自我感觉与众不同——在同龄人中间赢得特殊的地位,可是也不能过于特殊。绝大多数孩子只希望自己能跟朋友们一样特别而已。

哈得逊·贝克:安珀的妈妈和爸爸不知道我俩每天晚上都偷偷溜出去。我俩都戴着黑黢黢的假发套,化着惨白的妆。回想起来,我俩在真正的夜行者看来一定又逊又蠢。我俩穿着从二手店买来的黑裙子,里面还穿着黑色的紧身裤,奈先生和奈夫人都不知道我俩还有这样的衣服。我俩站在街拐角,等着能有一辆塞满撞车派对玩家的车子停在我俩面前。

现如今再提起这一切对我来说都太难了。

托妮·韦德林:我记得所有人都说吼吼·凯西是撞车派对之父,还说他没有死。这些孩子还会跟你说埃尔维斯、吉姆·莫里森和詹姆斯·迪恩只是厌倦了大众的目光,然后伪造了自己的死亡,这样他们就能待在法国的南方写诗了。人人都撒谎说自己见到了吼吼,还亲过他,大家的谎言共同维持住了一个双赢的现实。政府说吼吼还活着,因为他们需要一个反面典型;孩子们说他还活着,因为他们需要一个英雄。

哈得逊·贝克:安珀爱吼吼爱得不能自拔,她去邮局把布告栏里吼吼的“头号通缉犯”通告都偷走了,布告栏是专门留给联邦调查局十大逃犯的。每次调查局重新贴上一张通告,安珀就继续偷走一张。通告上的照片还是他刚转移到夜间时段那会儿拍的照片。安珀想要给自己卧室的墙上全贴上调查局的通告,那样的话,奈先生就会被彻彻底底真真正正地吓惨的。

托妮·韦德林:对小孩子来说,吼吼和回声便成了他们这个时代的亚当和夏娃——弗·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和泽尔达 [172]、约翰·列侬和小野洋子 [173]、席德与南茜 [174]、科特和科特妮 [175]。我记得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狂犬病血统追溯到了吼吼或者回声的嘴巴上,他们管自己叫“吼吼之子”或者“回声之后”。

每一所中学都有自己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一对可悲的小夫妻。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每一代人的身上。

哈得逊·贝克:我俩就读的高中有一伙单独的学生群体,我们用的课桌和教室到了晚上就是他们的了。夜行孩子。他们有自己的夜行教师和门卫,什么都有。甚至还有他们自己的校医。我们在家睡觉的时候夜行孩子就坐在我们的课桌旁,我们坐在那儿的时候他们就在睡觉。有时候还能找到用口香糖粘在桌斗背面的字条——一个夜行的孩子在试着跟我们取得联系,所以我们也就在原位上再留下一张字条。安珀和我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认识格雷格·丹尼的。

格雷格·丹尼(学生):那些个昼行婊子来到我们这里,个个都想着破处。我给自己找到了操不完的屄,全都是干干净净的。昼行婊子们只要一听说我感染了,她们就开始拼着命地找我了。其余人,我们都管他们叫作“痰盂”,他们都上赶着找人给他们吐上几口呢。

射手·敦云:每一个宣称自己被吼吼·凯西亲过脸蛋的小昼行者,他们把自己称作“纯种人”。真是一群可怜人。好像他们就是一群赛马或者吸血鬼似的——简直是太可悲了。

哈得逊·贝克:格雷格·丹尼是一个彻头彻尾真真正正的掠夺者。

摘自格林·泰勒·西姆斯的田野调查笔记: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牙仙”,每一种文化也都自有其独特的“妖怪”,一个真实存在的神秘人物,他不是来奖励孩子们的,他来的目的是要对孩子们进行惩罚。例如,荷兰的“黑彼得”,他帮助圣尼古拉斯鞭打调皮捣蛋的孩子。西班牙有一个没有具体形状的多毛怪物“椰子怪”,它会把不睡觉的孩子吃掉。意大利的“黑大个”是一个黑衣男子,把饭剩下的孩子就会被他绑架走。跟圣诞老人类似的有葡萄牙的“口袋人”、保加利亚的“驼背兰”,还有波斯的“辘辘-呱呱”,后者扛着一只巨大的口袋,但他可不是来给孩子们送礼物的,他来的目的是要把不服管教的孩子给拐带走。

哈得逊·贝克:安珀和我许下了一个诺言——我俩绝不单独上一辆车。要是一个撞车派对的撞车组只有一个空位给我们的话,那我们就让他们走开,继续等着下一辆车。同进同退,这一直都是,也永远都是我俩真正的承诺。

菲比·特吕弗博士(流行病学家):自玛丽·马伦拒绝改变其行为以来,现代社会就一直在同“超级传播者”的问题做着斗争。由于执意于厨师这份工作,“伤寒玛丽”最终在纽约的北兄弟岛上,在隔离的状态下度过了自己最后二十三年的生命。较近的例子是1999年的《新英格兰医学期刊》报告了北达科他州一名九岁大的男孩不同寻常地在多处脏器都重度感染上了结核杆菌,他的全家人和五十六名同学都被他传染上了病菌,但与此同时男孩自己却显得非常健康。1996年的《内科医学年报》报告过一起与此相类似的案例,报告记录了一家医院的术后重症护理室里出现了病人大面积感染耐抗生素的葡萄球菌现象,这次疫情暴发要追溯到致使一名看上去非常健康的医学院学生鼻窦重度感染的金黄色葡萄球菌菌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