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 共睦态 [163]

克里斯托弗·比恩博士（人类学家）：通常被称为撞车派对的现象完全就是阈限空间最新型的表现形式，这种时间段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宣泄情绪的升华方式，激发出一种标准的共睦态，由此转移了对现状所抱有的压抑的敌对情绪，使既存的社会结构得以保全。

节选自《阈限与共睦态》一文（维克多·特纳 [164]著，人类学家）：预言家与艺术家常常都是一些阈限人群和边缘人群——“边缘人”。这些人为了使自己摆脱与社会地位相对等的责任和角色扮演行为所带来的成规俗套，并在事实与想象的层面上都能与他人开始一种充满活力的关系而怀着狂热的情愫做着斗争。

克里斯托弗·比恩博士：正如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在其著作《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1969）中所做出的定义一样，“阈限空间”出现于两个迥异的生命阶段之间的空隙中。根据特纳所言，对规律性做出定义的是荒谬与矛盾。经常出现的类阈限空间混乱正是为其他类型的组织性文化所留出的空间。

艾娜·戈伯特硕士（神学家）：可以说，对于“阈限空间”来说，最为贴切的一个样本就是当今美国社会在万圣节那一天的惯常做法。在一个典型的万圣节夜晚，权力等级体系倒置，孩子被允许向成年人索要贡物。上述的孩子穿上伪装，模拟着代表权力的象征物。这些伪装包括：幽灵和骷髅，这些都代表着死人；巫婆，她们可以毁灭生育力；类似狼和狮子之类的野兽；或者是主流文化的局外人，例如牛仔、流浪汉和海盗等。披挂着如此的伪装，孩子们就可以对成年人进行威胁，倘若成年人没能给他们奖励，那他们就要对该成年人的财物进行破坏，以此作为对他的惩罚。

埃琳·谢伊博士（神学家）：已得到承认的大型类阈限空间包括内华达州黑石沙漠一年一度的“火人节” [165]、在澳大利亚举行的“大会节” [166]、遍布世界各地的彩虹之家聚会 [167]，以及在英国格拉斯顿伯里举行的所谓的“凯尔特复兴运动”。

克里斯托弗·比恩博士：一般来说，对阈限与类阈限之间的比较可以做出如下的阐释。“阈限”这个术语指的是标志着生命从一个阶段发展到下一个阶段的仪式：洗礼、毕业、蜜月。相形之下，典型的“类阈限”事件包括主流文化之外的摇滚音乐会、狂欢舞会，以及经过全体同意的多方群交聚会，但是类阈限事件并不表示生命阶段出现了过渡。可以界定类阈限空间的特征就在于所有的参加者都具有平等的地位。社会或等级排列被抛弃，在场的人都享受人人平等、相亲相爱的状态。特纳为这种自发性的团结与爱选择了一个拉丁语的名称，“communitas”（共睦态）。

埃琳·谢伊博士：小规模的类阈限空间包括朝圣之旅、公路旅行、搏击俱乐部，以及撞车派对活动。

文学硕士艾娜·戈伯特：在各种阈限空间中最为常见的就是社会成员临时交换各自社会地位的各种仪式。国王变成了奴仆，奴仆成了国王。罗马天主教教皇跪在地上清洗穷人的双脚。衣着光鲜、受人敬仰的五旬节司礼神父匍匐在地，全身抽搐，嘴里还咕咕哝哝地说着胡话。任务所迫，在核潜艇上一待就是三个月，军官与艇员们在类似“老板咖啡馆”周期性仪式上互换身份，在这种任务期内举行的正式晚宴上指挥官必须伺候并服从自己的下级。在上述每一种情况下，短暂的降级巩固了统治者的长期执政权。

克里斯托弗·比恩博士：阈限和类阈限事件最差也可以起到释放逐渐累积起来的紧张，从而保护住总体文化的作用。在最好的情况下，阈限和类阈限空间则会变成社会试验场，在这个试验场内参加试验的人可以尝试并发展出新型的自我表达方式与新型的社会结构。

艾娜·戈伯特硕士：生者总觉得自己优越于亡人。人们认为死亡正是终极的降级，社群也可以借机安全无事地表达出自己对他人的真实感情。看一看《汤姆·索亚历险记》中有关葬礼的那一幕，葬礼上乡亲们都相信本书的主人公被淹死了，于是他们为他举办了一场公开的追悼会。尽管传统上人们都鄙视“亡故之人”，但是社群还是表达着有所克制的爱。当汤姆·索亚重又现身，看起来就像是死而复生一样，乡亲们又欢呼雀跃了起来。

埃琳·谢伊博士：有证据表明地方政府对撞车派对是知晓的，并且允许其继续下去。这种仪式为反社会和反权威的冲动提供了宣泄情绪的通道，让这些人或者筋疲力尽，或者致残，再或者因死亡而被彻底清除掉。无论后果如何，撞车派对都是一个低成本高效率的社会规划，其目的在于保存当前的社会秩序。

克里斯托弗·比恩博士：典型的阈限仪式存在着三个阶段。阈限前。阈限。还有阈限后。用这个理论来分析撞车派对现象的话，那么这三个阶段将分别表现为：装饰与展示车辆，真正的追逐与车祸，车祸发生后当众进行的吵架与体态表演，后者通常被称为“车祸压榨”。

埃琳·谢伊博士：撞车派对文化存在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倾向，即颠覆传统阈限符号。穿着婚纱的女性并不是一位真正的新娘。上述“女性”有可能实际上是一位男性。绑在车顶上的家具并不意味着搬家。“初学者”的标志也并不是为了保护初学乍练的司机而贴上的。

艾娜·戈伯特硕士：同样地，汤姆·索亚仪式性的复活暗指着基督的复活——一个光辉灿烂的年轻生命死亡了，然后又重生为不朽之躯，当代文化仍然在沿用同样的模式制造着新的神祇。在最近几十年里，类似埃尔维斯·普雷斯利、吉姆·莫里森 [168]和约翰·贝鲁什 [169]的名人都因为成功而堕落了，最终英年早逝，在死后都被世人传说为仍然活在世上。这样的复活或许只代表着公众拒绝接受他们的死亡，但在此之前确实会有大规模倾泻而出的悲痛以及对死亡的接受，这种倾泻与接受都起到了对现在变得永恒的个体建构神话的作用。

埃琳·谢伊博士：“阈限”在语言方面的具体实例包括法语中描述黄昏或者傍晚的习惯用语——“狗狼之间”。这个俗语同样也可以被用来指代生命在世的最后几个月，在这段时期里人的精神与肉体都日渐衰微。在英语中，用来指称黄昏的习惯用语是“天下猫咪一样灰的时候” [170]，这个短语表明了社会层级结构被夷平，明显的地位标志被抹消了。

节选自《阈限与共睦态》一文（维克多·特纳著）：仿佛他们被降级或者压迫进一种整齐划一的状态，由此他们又被重新塑造，并被赋予了额外的权力，重新获得的权力令他们有能力应对生命中的新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