肚脐，灵魂之门（第2/4页）
“你看见了吗？”
她用手指指着我的肚脐。
“嗯。然后呢？”
“这是你的灵魂之门。”
“肚脐……灵魂之门？你别说笑了！”
“我在跟你说正经的。而书籍正是灵魂的食粮。”
“那我不需要灵魂。”
“人活着，就不能没有灵魂。”
“那……灵魂……能吃吗？”
“不能。但是为了不让它枯萎，就要读书。”
她在我身上抓痒痒，我挤出一丝微笑；可这并不意味着我就轻易相信了她那关于灵魂的说辞。
“我还不是个男人呢。”
“怎么？”
“只有长大了，才会成为男人啊！”
我根本不想对母亲发脾气，可能是因为我确信自己做得没错。可她对我说的那些大话让我心烦意乱。
阿兹拉一直在摸索如何才能把我引向我的第一本书，终于，她想起我是南斯拉夫童子军团的成员。于是，一天晚上，她把斯特万·布拉伊奇(7)的《水獭湖童子军》带到了我的房间。
“喏，读读这个。你一定不会后悔的，我的儿子！”
“阿兹拉，我求你了。现在就惩罚我吧。你还不如让我跪在大米粒儿上呢！你和我，咱们两个不要再互相折磨了！”
“为什么要惩罚你啊？你又没做坏事！”
“因为你们的文学啊，真是酷刑！只要看到第三页，我两眼就开始乱瞟了，对我来说一点用都没有！我宁肯跪大米粒儿，也不要看你们的那些书！”
童子军的招数宣布告吹，我母亲决定选择更加通俗的文学：知道比起西部牛仔我更喜欢印第安人，她用自己的年终奖买了卡尔·麦的全套图书。亲爱的印第安人并不比之前的主人公们成功多少。每次都一样，看到第三页我的眼睛就开始乱瞟，到第四页目光呆滞，到第五页的时候大脑都僵住了。
等到最后一丝耐心都被耗尽，我父亲泰然自若地悟出一个道理：从此以后，不用指望卡莱姆家再出知识分子了。
“儿子，你要是继续这样下去，你最后就会像苏联的小说主人公奥勃洛莫夫(8)一样：等到退休的时候才读你的第一本书！”父亲喝着他的咖啡下定结论，萨拉热窝电台上正在播放每日流行歌曲。
我正准备去上学。在上班之前，他对我下了定论：
“得了……就这样了，不可能有其他可能了！”
“这个奥勃洛莫夫，是谁啊？”我问我母亲，“那个人就不能不用他那些苏联革命者来烦我吗？我跟这些冒险家没有一点瓜葛！”
“好吧，不是‘那个人’，是你爸爸。奥勃洛莫夫……我不知道他！”
“阿兹拉，你们的文学，我一点儿都不感兴趣。你站到戈里察的高处看看，那才是文学！每一天，它就发生在我眼前。在那儿，茨冈人每天都在创造真正的小说、真正的故事——最后，就成了你们所谓的历史。”
“读书就是为了比较自己与他人的生活，说到底，是为了长大！”
“如果我不想长大呢？”
“那不可能。”
“既然我能够在真实的生活中阅读，为什么还要看用文字写的书呢？你告诉我啊！”
“人的大脑需要训练，因为它就是一小块肌肉，你知道吧。”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有更好的办法。”
“比阅读还好？你说说看，我听着……”
“在沟槽里滚小球，锻炼这一小块肌肉啊！”
“胡说八道！”
“啊呀，现在是夏天，夏天还读书，你们怎么想出来的？”
“我的小儿子呀，我觉得你是在嘲笑我们，而且你偷着读书了。”
“怎么？”
“看你自我表达的方式。你至少已经读过三本书了！”
为了去度假，我们得从诺尔马勒那车站坐车到马卡尔斯卡。一上大客车，阿兹拉就先给我贴了片晕车贴，然后她自己也吃了一片晕车药。等到了哈继奇，我就已经开始吐得死去活来。车走到科尼茨，悲剧发生了：司机拒绝停车。
“得了吧！除非遇到什么严重的突发事故，否则我是不能停车的！我得走固定的路线！”
“你就不害臊吗！这孩子都快把肠子吐出来了，而你呢，你还跟我说什么路线！路线对他又算什么呢？”
“就是要沿着线路走，蠢女人！”有人像熊一般吼了一句。
“真是倔骡子脑袋！要是我停车了，他们会扣我工资的！那我的孩子呢，难道你来养他们吗？”
“你要是不停车，我就勒死你！去你他妈的路线！”
我母亲站在司机背后，两只手紧紧攥着的，是用来勒死他的毛巾。
司机见状，立刻把车停在路边。我一个箭步冲到车外，精疲力竭，大吐特吐。我弓着背，就像一棵被风吹弯了腰的白杨树。我看到车上的乘客们压得车身向一侧倾斜，他们都在看我。头顶上，是一轮大得出奇的圆月。
“吐得胆汁都出来了啊，同志。”
“你确定没什么更严重的了吗？”一位老妇人关切地问道。
“没事，”我母亲说，“这孩子一坐车就不舒服。”
过了梅特科维奇，困意向我袭来。就好像之前我没有吐过一样。睡觉可以让我很快得到休息，但与此同时，一个主意突然从我脑子里冒了出来：在我与阅读的战斗中，疲劳可以在合适的时机到来。收拾行李的时候，阿兹拉偷偷往其中一个包里塞了本《大卫·克洛科特(9)传》，还是插图本。在车上的时候，她就已经拿出书来随手翻看，还时不时把书合上，为的是展示书的封皮——她希望能够用封皮上的金发小孩来吸引我的注意，他头戴一顶动物皮毛做的无边圆帽，帽子后面还有一条尾巴垂下来，搭在他的肩上，就像克拉斯巧克力的包装纸上印着的几个扎发辫的姑娘，辫子垂到她们的胸口。
天亮时，大巴在一股腐烂水果的气味中停靠在了马卡尔斯卡，因为长途汽车站紧邻着市场。摆满了梅特科维奇特色商品的货摊上，坐着一个结实的大个子，嘴里唱着“和斯普利特比起来，伦敦又有什么好，噢，时髦的女人”。
“周末过得好吧？”他问一个正在码放辣椒的男人。
“周末？糟糕透了！打雷下雨，都快赶上迪纳摩了！”
在一幢散发着霉味的双层别墅的院子里，一个鸡蛋头、浓眉、红脸的家伙正拿着钥匙等我们，他是这里的房主。只见他脸上的毛细血管都充了血。
“老天保佑！别让我们撞见酒鬼、闻到烈酒了！”我母亲低声说道。
“不是烈酒，阿兹拉！他喝的是葡萄酒。”我说。
“都一样，还不都是酒精嘛！”
我能够分辨两者，还要归功于父母的卧室——父亲头一天晚上喝了不同的酒，墙壁就会散发不同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