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第五大道，圣帕特里克大教堂

“年轻人，不是开玩笑吧？你们想好了？”神甫风趣地说。

那天上午，司各特身上有一股让人作呕的威士忌味。我们相互对视，但没有拥抱。司各特笑了，因为他必须装出一个大男人的样子。而对他来说，装出一个大男人的样子真是太荒谬了，于是，他盯着我和神甫，说：“好吧，我摆个姿势。”当他跪下来时，他悄悄地说：“作为一个丈夫，我恨你；但你又像我的情人一样让我爱你。”

“阿门！”在圣帕特里克教堂里，大家齐声叫道。“上帝为这场婚姻洗礼。”神甫宣布。教堂里响起了笑声。掌声让我的耳膜嗡嗡作响，我感到一阵晕眩。

在教堂前的台阶上，照相机的镁光灯让我大惊失色。这还不算什么，让人激动的场面才刚刚开始呢，混乱，摸索——巨大的盲目刚刚开始。第五大道的天空也不够温柔，灰白色的，白得很脏，金属色的，白色的虚无。

在车中，司各特搂住我的肩膀，把湿漉漉的嘴唇贴在我的耳朵上。“宝贝生气了。宝贝生了那么大的气。”（我推开了他的嘴及其气味。）司各特打开迷你酒吧，拧开一瓶威士忌递给我，就像递给一个伙伴似的。我端着瓶子喝，就像他的伙伴似的。我突然感到——怎么说呢？穿着带白色花边的白色婚纱，我觉得自己无所适从，毫无生气，显得十分虚假。我在这场婚礼中自欺欺人。司各特没有问我是不是处女，我觉得这很有风度，或者说，这是他看破红尘的又一个潇洒的表现。因为这个问题不大好问，无论回答是或者不是，其结果都只能让人怀疑。

我穿着象牙色的长裙，费力地拖着蓬松的白色婚纱，与时髦的法国发型师别在我事先烫过的头发上的一大把发卡斗争，我最后才明白，司各特才懒得管我是不是处女呢！我看着他喝威士忌，半闭着眼睛，每喝一口都露出微笑。“一路并不会全是玫瑰。”刚想到这里，车子停了下来，车门开了，但迎接我的不是碎石路面，出现在我脚下的是长长的红地毯。我还以为司各特会让车子兜一圈呢！他兴高采烈，走路跌跌撞撞。我从花边中伸出手，挽着他的胳膊，两人一起穿过夹道欢迎我们的人群。又是镁光灯，掌声又响了起来，我开始颤抖。眼前一黑。我双膝一软，失去了知觉，倒在地上。大家都张着嘴，我却听不见他们的声音。曾经叽叽喳喳的嘴。

1940年

“白色的？”年轻的医生让我重复道。他很像厄比·琼斯——同样碧蓝的大眼睛，同样黑的浓眉，皮肤白得像大理石，白得几乎让人害怕，好像脸上的血都凝聚在肉色的嘴唇里。

“你能肯定吗？我记得你上次来就诊时抱怨说，你悄悄地结了婚……”（他往回翻着他的备忘录）‘没有婚礼，’你说，‘像个小偷’，这是你的原话。”

没有庆典，我的父母都没有来。法官和明尼不愿屈尊移步。那场婚姻完全违背司各特的心愿：他的朋友们都不赞成，我的全家也不赞成。我想我的裙子是蓝色的，我的帽子也是。帽子下面，我的头发真的被那个愚蠢的法国理发师给烫焦了。洗礼之后，司各特真的在出租车里，打开了一瓶威士忌呷着——那味道我现在还记忆犹新，舌头很难受，让人想吐。至于饭店嘛，我想不起来了，也许是一家没什么特别之处的低级酒吧。

“你是处女？”这个住院实习医生又问，“可在你们结婚之前，他已经给你寄堕胎药了。如果你是处女，为什么还要堕胎？”

“我拒绝用他的堕胎药。非常粗暴，也非常恨自己。我问他，是否把我当做了一个妓女。如果我吃过一粒这样的堕胎药，我会觉得自己是个妓女。那是我们第一次吵架。”

“那孩子又是怎么回事？”

“我从纽约写信告诉他说我害怕，后来收到了他寄来的一盒堕胎药。在这期间，我的例假来了。我的例假乱了。我知道自己没有怀孕。”

“所以你就撒谎了。跟他吵架的时候，你撒谎了。”

“是的，我撒谎了，我像这世界上99.99%的人一样撒谎了。”

“这就叫做敲诈。”

“我想像这个地球上99.98%的人一样敲诈别人。”

“你因此而感到自豪？”

“现在，你已经问够了。我丈夫付钱给你不是让你来调查我的。10年来，你至少是第30个自称能看好我的病的心理医生。如果算上欧美两个大陆，你就是第50个。让人把我送回到囚室里吧！”

“是病房，夫人。”

“是囚室。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医生。”

1920年

由于我们行为不检点，人们把我们从比尔特莫尔酒店赶了出来。我们撤退到科曼多酒店。整个曼哈顿的人不分昼夜、络绎不绝地来到我们的套间。大家吵吵嚷嚷，电梯也被挤得水泄不通，结果，科曼多酒店也把我们赶走了。警方还勒令我们赔偿被香烟烧坏的地毯。

司各特得回去上班，我也得去完成我的生理任务：我怀了第一个孩子。于是我们在韦斯特波特租了那间海边小屋。起初，伙伴们还在周末到曼哈顿来看我们，他们一到就成群结队去附近的小镇寻找酒吧，原来很平静的小镇现在嘈杂无比。平常，司各特并不醉酒，我们经常为了一点小事吵架。我们之间的烦恼由此开始，海边的那栋美丽小屋本来完全应该成为幸福之屋的。我在海峡游泳，一游就是几个小时。我试图跟我们的仆人菊子学日语。

但太难了，太慢，我可没那样的耐心。我到司各特的海上办公室找他，问他：“你懂法语，不是吗？”

“是的，可以这样说。你放弃日语了？这可不像你。如果你想学法语，可以采取我的罗森塔尔法[10]，我是在普林斯顿的军官饭堂里学的。”

看到他直起背，我就知道他生气了。脊背语言——脸上还没有露出表情，挺起来颈背便可以告诉你“我不再爱你”。这太惊人了。

“我要实地学。”

“怎么学？”

“我们去法国。”

我哥哥小安东尼曾说，应该去巴黎，因为文学方面、舞蹈方面、音乐方面和绘画方面所有重要的事情都是在那里发生的。司各特仍像以往那样没有转身，只嘟哝道：“好的。哪天去吧……为什么不呢？这是个好主意……在你生了孩子之后，当我用不着为了一家三口的生计而拼命写作的时候。”

说着，他重新抬起头，转过四分之三的脑袋。“你没有忘记那个宝贝，是吗？”我退到走廊里。我想我就要哭了。我只这样想：“你会给我补偿的。”我回到海湾里游泳了。

法官的女儿没有哭。不为肥皂零售商的儿子哭。如果我的眼睛红红的，那是因为盐和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