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状红皮藻（第2/7页）

“您是教文学的老师吗？”

“不是。噢，不，我没有那份荣幸。不，我都没有学过文学，十六岁就工作了。在那个时候，你没有多少选择。我在报社工作。”

莉迪娅想起某些出奇谨慎、保守、行文古板的新英格兰报纸。

“哦，是哪家报社？”说完她马上意识到，对这样一个小心谨慎的人来说，这么问未免太不礼貌了。

“你肯定没听说过，只是一个工业城市的日报。还有另外几家早年的报纸，这就是我的一生。”

“那么现在，你是想写本关于薇拉·凯瑟的书吗？”这个问题对莉迪娅来说并不突兀，因为她每天都在和想出书的人打交道。

“不，”斯坦利先生严肃地说，“我眼睛不好，不能多看书、多写东西了。”

这就是他吃饭为什么那么小心的原因了。

“不，”他继续说道，“不是说我没想过写本关于薇拉的书。本来是可以写写她在这个小岛上的生活的。传记有人写过了，但这一段人们说得不多。不过我已经放弃这个想法了，现在做调查只是自娱自乐。我带着一把轻便折椅去那里，在她曾经写作和看海的窗子下坐着。那里从来都没有人。”

“没有人维护吗？没成立纪念馆什么的？”

“噢，真的没有，完全没有。你知道，薇拉虽然给这里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些人甚至看出了她的天赋——我是说性格方面，他们不可能看到她写作上的天赋——但另外一些人也认为她待人不友好，所以不喜欢她。让他们不高兴的原因是薇拉不爱交际，可是为了写作她必须这样。”

“他们可以向政府提议，”莉迪娅说，“也许可以从加拿大政府和美国人那里拿到一笔钱。他们可以保存这栋房子。”

“嗯，不过这件事不应该由我来说，”他笑了笑，摇了摇头，说，“不应该，不。”

斯坦利先生不希望有其他崇拜者来打扰他在薇拉窗下的独坐，莉迪娅应该想到这一点。如果有别人介入，在薇拉的旧居旁竖起牌子，印制宣传单，如果这家叫“海景”的旅馆不得不改名为“岩石上的阴影”[7] ，那么他这份个人的朝圣还有什么价值？他宁愿让那栋房子坍塌，任上面荒草丛生，也不愿意看到那样的一幕。

莉迪娅最后一次试着给邓肯（在金斯顿和她一起生活的那个人）打过电话后，走在多伦多的大街上。她知道自己得去银行，得买吃的，坐地铁；得记住路线和办事顺序：打开支票本，排队，挑选自己要买的面包，投车票。这些仿佛是她做过的最难的事。为了回到自己住的公寓，她需要看地铁站的站名，在该下车的那一站下车。这对她来说有种难以名状的困难。她很清楚在哪一站下车，前一站是什么，也知道自己在哪里，可就是无法在自己和外部世界之间建立起联系，所以诸如起身下车、沿台阶往上走、走在大街上这些平常的事情似乎都需要付出异乎寻常的努力。后来她想，自己是卡住了，就像机器卡住了一样。即便在当时，她心里也有一个自己的形象，有点像从后面挖空了的鸡蛋包装盒。

回到公寓后，她在门厅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大约坐了一个小时，然后去浴室脱掉衣服，换上睡衣，上床。躺在床上，她如释重负，有种胜利的感觉：终于克服了所有困难，来到了目的地，再也不用记着什么了。

她一点也没有要自杀的想法，不知道怎么使用工具或辅助物，甚至想不出来用什么工具。想到自己买了面包和奶酪，她不禁感到惊奇。现在，这些东西就放在门厅的地板上，可是挑选的时候自己是怎么想的？要怎么咀嚼，怎么吞咽？

晚饭后，莉迪娅和做饭的那个女人在前廊上坐着。女人的丈夫负责清洁。

“噢，当然有洗碗机，”女人说，“我们有两台冰柜，一台超大型冰箱。投资是必需的，有工作队在这儿住着呢，你得让他们吃上饭。这个小店可耗钱呢，像海绵吸水一样。明年还要建个游泳池，你得有更多吸引人的东西，不进则退嘛。别人还以为我们过得多么轻松快活呢，哪有的事！”

这个女人五官轮廓分明，脸上有皱纹，留着长直发，穿着牛仔裤和宽松的绣花长衬衫，外边罩了件男式毛衣。

“十年前我在美国的一个群居村生活，现在在这儿，有时候一天工作十八个小时，今天晚上还要把工作队的午饭打好包。我不停地忙着做饭、烤面包，其余的事约翰做。”

“你们雇了人做清洁吗？”

“我们雇不起，都是约翰做。洗衣服，还有别的活儿，他什么都做。不得已我们买了台轧液机[8] ，洗床单用，还装了台新炉子，从银行贷的款。说来好笑，我曾经嫁给一个银行经理，后来离开了他。”

“我现在也是一个人。”

“是吗？但是你不可能永远一个人。我遇到了约翰，那时他的情况和我差不多。”

“我曾经和一个人在金斯顿一起生活，在安大略省。”

“是吗？我和约翰非常幸福。他曾经是牧师，但我遇到他的时候，他是个木匠。我们都有点逃离世俗。你和斯坦利先生聊过了吗？”

“聊过了。”

“你以前听说过薇拉·凯瑟吗？”

“听说过。”

“那他会很高兴的。我不怎么读书，所以这对我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我是个重视觉的人，但觉得他很了不起。斯坦利老先生是个真正的老派学者。”

“他来这里很久了吗？”

“不，没有很久，今年才第三年。他说一直都想来的，就是来不了，有个亲属需要照顾，得等这个人死了才能来。不是妻子，可能是兄弟，不管怎么说，反正得等。你看他有多大年纪了？”

“七十？七十五？”

“那个人八十一了。没想到吧？我真的很羡慕这种人，真的，羡慕坚持不懈的人。”

“有一次，和我在金斯顿一起生活——曾经一起生活——的那个人，”莉迪娅说，“正把几盒文件放进汽车后备箱。那是在乡下，一处旧的农舍外。忽然他感到有什么东西推了他一下，就低头看了一眼。那时大约是傍晚，天色已经很暗了，他觉得是一只友好的大狗，一只大黑狗拱了他一下，就没怎么在意，只说走吧，好啦，伙计，走开啦，听话。后来他把那几个盒子放好，转过身，才发现原来是一只熊，一只黑熊。”

那天晚上晚些时候，莉迪娅在厨房里给大家讲这件事。

“然后他是怎么做的？”劳伦斯问。劳伦斯是电缆工作队的工头，正在和莉迪娅、尤金、文森特打牌。

莉迪娅笑了：“他说了声‘抱歉’。他自己是这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