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费玛拒绝屈服

早晨六点半，他惊醒过来，因为一个沉重的东西落在了楼上的公寓里，紧接着传来一个女人的喊叫声，喊叫声不长，也不是很高，但听上去很恐怖、很绝望，就好像她见着了自己的死神。费玛跳下床，套上裤子，然后赶紧跑到厨房的阳台上，以便听得更清楚一些。楼上的公寓里什么声音也没有。只有一只不见踪影的鸟儿在那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三个轻柔的音节，好像它已经得出了结论：费玛太迟钝了，他肯定理解不了。他不应该立即上楼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吗?主动帮忙?抢救?叫警察或者叫救护车?但他想起自家的电话被切断了，所以他自然也就免去了要干预的责任。更何况那哗啦一声和尖叫声有可能是他在睡梦中听到的，上去询问只会招致尴尬和嘲笑。

他没有回到床上，而是穿着那件长袖背心继续站在厨房阳台上，站在残余的笼子、罐子和盒子中间，那是他和迪米当时饲养那罐虫子的地方。这些东西这会儿发出一股腐败的恶臭，一股湿锯末混合着发黑的粪便和胡萝卜、黄瓜皮、卷心菜叶、生菜之类腐烂食物所散发出来的恶臭。冬天开始的时候，迪米决定把他们俩从干河捕捉到的那些乌龟、昆虫和蜗牛都放生了。

昨天夜里的雪现在都到哪里去了?

似乎压根儿就没有下过似的。

已经无影无踪了。

与此同时，耶路撒冷以南那些光秃秃的矮山似乎被洗过似的，沐浴在蓝色的光辉里，差不多都能分辨出远处拜特贾拉山脉一带橄榄树叶子下面的银色闪光了。那是一种寒冷又耀眼的光芒，就像水晶般透明，发送到这里说不定就是向遥远未来前进的信号，到那时，痛苦将会终结，耶路撒冷将摆脱所有的折磨，到时取代我们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将镇定地、体贴地、理性地、有品味地生活着：到那时，天上的光亮就永远像这个样子了。

空气是彻骨的寒冷，但穿着那件发黄冬背心的费玛竟然感觉不到一丝寒意。他依在栏杆旁边，让肺里充满了醇酒一般的空气，一边对自己能够在这样的美丽中还会感到痛苦惊讶不已。这天早晨，下面的后院里发生了一个小小的奇迹。一棵性情古怪、脾气急躁的杏树突然做出了开花的决定，好像它是把日子给弄错了。杏树上铺满了在黎明到来时分却忘了熄灯的小萤火虫。无数的雨滴在粉红的花朵上显得晶莹夺目。闪闪发光的杏树让费玛想起了一个苗条、妩媚的女人，她哭了一整夜，到现在还没有将泪珠擦掉。这种意象让他感到了孩子一般的快乐，让他感到了爱，让他产生了一种对约珥的朦胧渴望，让他产生了一种对所有女人（不论是谁）的渴望，让他产生了翻开生活新篇章的坚强决心，就从今天早晨开始：从现在开始，做一个理性的、直率的人，一个好人，彻底抛弃谎言和虚伪。这样想着，他穿上了一件洁净的衬衫，还把约珥的套衫也穿上了。他坚定地，坚定得让他自己都感到吃惊，爬上楼梯，用力按响了楼上邻居的门铃。过了一会儿，在睡衣外面罩着一件半扣半敞晨衣的皮赞蒂太太开了门。她那张稚气的宽脸让费玛觉得像是扭曲了，甚至像是被打烂了。但也有可能刚睡醒的人看上去或多或少都是这个样子。在她身后，在门厅氖灯微光的映照下，她丈夫的两只眼睛在闪闪发光。他是个多毛的、看上去好像运动员的家伙，比他妻子要高得多。她焦急地问是不是出什么事了。费玛说：

“恰恰相反。对不起。没事儿。我刚才琢磨着你们家说不定有什么东西掉下来了?要么就是打碎了?我刚才只是琢磨着，我是想象来着，我是听到了……有这样的事吗?我想必是弄错了。说不定是弥赛亚的坚信徒众把圣殿山[1]给炸了，把圣殿山变成了一个泪谷[2]。”

“您说什么?”皮赞蒂太太问道，一脸疑惑，甚至还有些诚惶诚恐地盯着费玛。

她那个X光技师的丈夫以一种费玛听上去不太诚实的腔调从她身后回答说：

“这儿的一切都百分之百正常，尼森大夫。你按门铃的时候我就在想说不定你出什么问题了。没有?你缺什么东西吗?又没有咖啡了?保险丝断了?我过去给你换了好吗?”

“谢谢你，”费玛说，“你真是个好心人。我的咖啡足够喝的，家里的供电也很正常。碰巧我家的电话出故障了，但事实上我感到十分高兴，因为这就意味着我终于能够享受一点安宁和清净了。很抱歉这么一大早就来打扰你们。刚才我只是想……千万别放在心上。对不起。谢谢你们。”

“没关系，”皮赞蒂先生豪爽地说，“我们总是在六点十五分起床的。如果你需要打什么电话，尽管打好了。不用交钱。如果你愿意，我可以下楼把你的各个接头给检查一下。说不定是哪儿松了。”

“我正在琢磨着，”费玛说，同时被从他自己嘴里出来的话吓了一跳，“给一个说不定从昨天夜里就在等我的女朋友打个电话。实际上是两位女性朋友。可现在我倒觉得，让她们等一等未必就是什么坏事。不是什么紧急的事。很抱歉打扰你们了。”

就在他要离开的当儿，皮赞蒂太太犹豫地说：

“可能是外面的什么东西被风吹下来了。比如洗衣盆什么的。不过我们家一切正常。”

这番话让费玛确信，有人又一次对他撒谎了。可他原谅了两个邻居，因为事实上他没有理由指望他们俩把他们当时肯定在争吵的实情告诉他，也因为他自己就没有把给两个女朋友打电话的实情告诉他们。回到自己的房子里，他说道：

“你真是一个十足的傻瓜。”

可他也原谅了自己，因为他本意是好的。

他站在镜子前面做了十来分钟的体操，然后刮胡子，穿衣服，茫然地梳着头发，用那个新买的电水壶烧了一点开水，铺床叠被，而且是有史以来第一次顺顺当当地完成了这一系列任务。他揍她了，他想着，他说不定更为过分，把她的脑袋往墙上撞；他也许差点儿就把她给杀了；谁知道呢，将来有一天他可能就会这么做的，说不定就在今天早晨。希特勒对我们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从1945年就结束了；仍然在继续，看起来要永远继续下去。每一扇大门的后面都在延续着不可告人的行为。各种惨无人道、铤而走险的行为。整个国家的外表下面，一种潜藏的疯狂将一触即发。每周三次，我们无远不及的威慑力要把杀人犯从他们的老巢里给揪出来。不对哥萨克人来上一点集体迫害我们就无法入睡。每个上午我们都要绑架艾希曼，每个晚上我们都要将希特勒掐死在萌芽状态。在篮球赛中，我们要击败赫梅利尼茨基；在欧洲电视网上，我们为基什尼奥夫的死难者报仇。但是，我有什么权力干预呢?我倒是乐意跨上一匹白色的战马，奔驰向前，解救这个叫皮赞蒂的妇女，要么是他们夫妇俩，要么是整个国家，如果我知道怎么去做的话。如果我知道从哪里着手的话。眼前又出现了巴鲁赫的影子，他蓄着托洛茨基式的山羊胡子，拄着他那根雕花手杖。父亲捐款捐物，为矫正世界的秩序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而我所做的就是在一份又一份请愿书上签名。也许昨天夜里我还是应该说服那个警察让我进去见见沙米尔?彼此推心置腹地谈一谈。也许我本应该把沙米尔介绍给我的出租车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