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费玛的宽恕和忘却（第3/5页）

五千男人，费玛想，我们当中要是有五千人拒绝到占领地服预备役——这么多就够了。整个占领计划就会崩溃。但正是这五千人结果都变成了房顶瓦的专家。那些杂种说得对，他们需要的只是争取时间。等她把自己的经历讲完，她就要跟我上床了。她在将自己一步一步向这上面引逗呢。

“有好几年的冬天，”安妮特继续说道，一丝狡黠的、凄苦的皱纹出现在她的嘴角，好像她能够读懂他的心思似的，“他每周都要到贝尔谢巴[12]过一夜，因为那儿的医学院邀请他去教授什么课程。他生活中是否出现了别的女人呢，这个想法我可从来没有过。我只是想象不出他能有这种想法。一个特别的原因是，这些年来他甚至在家中的消受也越来越少了，想来你明白我这话是什么意思。他还要个情妇干什么呢?正如我无法想象，比如说，无法想象他是个叙利亚特工一样。就是不可能。我了解他的一切。至少，我是这么想的。我接受了他的一切，包括那种讽刺意味的口哨。当然，我现在已经确信，那种口哨实际上并不是什么口哨，也就绝对谈不上什么讽刺意味。从另一方面说——对你说这个我还真的觉得尴尬，但我确实想对你原原本本地讲清楚——八年前，那是在夏天，我到阿姆斯特丹去看我的一个表姐，在她那里住了三个星期，和一个比我小二十岁的金发碧眼的愚蠢的大使馆保安员产生了一段旋风般的恋爱关系。他在床上真像个野兽，想来你明白我这话是什么意思，但那家伙很快就现了原形，是一个自恋的弱智。你听了说不定要哈哈大笑，竟然有人认为在女人肚皮上涂抹蜂蜜能让女人达到高潮。你想象一下！一句话，他只不过是个心理畸形的孩子罢了。连我家大丈夫的一根小指都比不上。”

费玛没等她说就又为她点了一杯伏特加。由于忍受不了饥饿的阵阵折磨，他又为自己要了一碟面包和奶酪。最后一次了。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耐心，一定要温和。不可以冲她猛扑上去。不谈政治。只是泛泛地谈谈诗歌和孤独感。最最重要的，是要耐心。

“我从阿姆斯特丹返回家中，心里充满了犯罪感。我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对他忏悔，我很难抵挡这种冲动。可他没产生任何怀疑。恰恰相反。多年来我们养成了一种习惯：孩子们一睡着，我们有时就躺在床上，一起读杂志。我们从杂志上学会了各种各样以前不知道的事情。妥协、体谅和让步给我们的生活涂上了一层单调沉闷的色彩。是的，我们并没有很多话题。毕竟，我对矫形外科并不是那么感兴趣。但一次又一次的沉默并没有让我们觉得沮丧。我们可以整整一个晚上就那么坐着，读杂志，听音乐，看电视。有时，在上床睡觉之前我们还会喝上一杯酒。有时，我酣睡一小时后就醒了，因为他无法入睡，在那儿心不在焉地敲击床头边的架子。我请他停下来。他向我道歉，停止了敲击，接着我睡过去，他也躺下来睡着了。或者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我们互相提醒要坚持节食，因为我们俩都呈现出发胖的趋势。我是不是有点胖了，埃弗雷姆?你敢肯定吗?这期间，我们购买了各式各样的家用电器。我们还雇了一个保姆，每周来帮忙三个上午。我们看望双方的父母——我俩把他们四个人都送到了同一家养老院。他曾到加拿大参加一个医学会议，没有带我去，但去法兰克福参加矫形外科研讨会的时候，他邀请我一同前往。在法兰克福，有一天晚上我们甚至还出门见识了一下表演脱衣舞的地方。我当时觉得特别反感，但这会儿想来，我当时这么对他说显然是犯了一个错误。我当时应该闭口不言的。事实上，埃弗雷姆，如果我让你再给我点一杯伏特加，我真不敢想象你会怎么看我。再给一杯，不会多要了。太难受了。你可真是一位好听众。一个天使。我接着说吧，六年前，我们终于搬进了在米瓦谢鲁特镇的房子。这是我们自己建造的房子，和我们当时梦想的差不多一模一样，有供两个孩子单独居住的厢房，还有一个像阿尔卑斯山区山上小屋一样的三角墙阁楼卧室。”

还是一个长着勃起物的天使，就像一头犀牛，费玛想着，不觉暗自发笑，同时再一次感到，在怜悯的过程中他体内涌起了欲望，在欲望的过程中他体内又涌起了羞耻、愤怒和自嘲。想到犀牛的当儿，他又记起了早晨那个冲他点头的史前蜥蜴那一动不动的样子。他又想起尤内斯库[13]的《犀牛》。在提醒自己当心肤浅的比较时，他不得不笑了笑，因为那个叫布拉格的律师看上去不像犀牛，倒更像水牛。

“告诉我，安妮特，你就一点不觉得饿吗?我在这里一刻不停、狼吞虎咽地吃面包和奶酪，而你面前的蛋糕你连碰也不碰。我们看一下菜单好吗?”

可是安妮特充耳不闻，又点燃一支烟，费玛把服务员刚刚倒空的烟灰缸和为她端来的那杯伏特加给她递过去。“或者也来杯咖啡?”

“不用，真的不用。”安妮特说，“你让我感觉很愉快。我们昨天刚刚见面，但我现在的感觉就好像找到了一个哥哥。”

费玛在心里差点儿就说出了她丈夫的那句口头禅，A z o y。但他克制住了，差不多是下意识地，他将手伸到桌子对面，摩挲着她的脸颊。

“继续说，安妮特，”他说，“你刚才谈到了阿尔卑斯山。”

“我当时真是个傻瓜。瞎了眼。我还以为那幢新房子是幸福的象征呢。能住在城外了，我们当时是多么激动啊！景色美，安宁，静谧。一天下来之后，我们就走出房间，到花园里测量那些小树又长高了多少。然后，在夕阳的余晖里，我们就坐在阳台上看群山慢慢地变成黑色。差不多是不说一句话，但就像两个朋友一般。也许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就像一对已经毋需在语言上进行交流的战友，想来你明白我这话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觉得连这个想法也是错误的。我觉得，他用手敲击阳台上的栏杆，那是他正用一种摩尔斯电码在传递什么信息，并等待我的回复。有时，他会透过眼镜上方看着我，同时将下巴颏垂在胸口上，脸上挂着一丝微微吃惊的表情，就好像我在他看来是一个陌生人，就好像我已经彻头彻尾地变了，然后，他轻轻地吹出一声口哨。要不是和他相识已有这么多年，我可能还以为他爱上了吹挑逗唿哨呢。现在我倒觉得，我当时根本就没有明白他那种表情的意思。接着，我们的女儿应征入伍。一年前，我们的儿子也应征入伍，他进了军乐队。家里好像空荡荡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俩在十点半就上床睡觉。我们留一盏灯通宵亮着，这样，夜晚的花园就不会显得一片漆黑。两辆汽车默默地停在外面的车棚里。不过每周有两次例外，他要到医院值夜班，于是我就坐在家中的电视机前面，一直看到节目播送结束。最近，我开始学画画。这只是我个人的爱好。没有任何虚荣的想法。尽管耶里曾建议我把自己的作品拿给一位行家看看，以便知道它们是否还有些价值。我说，不管值钱不值钱，我对这个想法不感兴趣。耶里说，A z o y。后来我一下子明白了。有一天，那是六周前一个星期六的早晨——我当时要是闭口不说一句话就好了——我对他说：耶里，如果慢慢衰老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们为何要担心衰老呢?衰老有什么不妥呢?他突然站起身来，对着墙上约瑟尔·布尔内[14]的《吃蝴蝶者》——你知道这幅画吗?——这是原作的复制品，有一次我过生日，他将这幅画送给我做生日礼物。他就这么着站在那里，浑身紧张，从牙缝里轻轻地吹了一声口哨，好像他刚刚注意到画面上有一个以前根本就不存在或者他以前从来就没有看到过的线条，他说：说说你的理由吧。我到现在甚至还没有思考过衰老的问题呢。他的嗓音有些异样。后背也有些突出，似乎僵硬起来了，驼起来了，就像鬣狗的后背。他的后脖子也有些异样，是那么红——我以前从来没注意到他的后脖子有多么红——让我恐惧地瑟缩成一团，跌坐到扶手椅里。出什么事了吗，耶里?是这样的，他说，我非常抱歉，可我得搬出去了。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我不得不这样做。你务必要理解。二十六年来，我一直像一只驯服的狗熊，跟着你的指挥棒打转转；但现在我想改变一下，跟着我自己的指挥棒打转转。我已经租了一个小套。都安顿好了。除了我的衣服和书，还有那条狗，我什么东西也不带走。你务必要理解：我别无选择。我已经受够了撒谎。然后，他转身进了自己的书房，提着两个小提箱出来了——他肯定是夜里就把箱子装好了——然后径直朝前门走去。可是我做错什么啦，耶里?你务必要明白，他说，不是你，而是她。她无法再忍受那些谎言了。想着我被用作你的门前擦鞋垫她无法容忍。我呢，没她则不能活。我劝告你，他站在门口说，你不要刁难，安妮特。不要吵，也不要闹。这样做会让孩子们好接受一点。就当我被人杀了。你务必要理解，我快要窒息了。说完，他轻轻地敲击着门柱，对小狗吹了一声口哨，发动标致汽车，接着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整个过程所花的时间可能只有一刻钟。第二天，他打来电话，我把电话挂了。又过了两天，他又打来电话。我本想再把电话挂了，可我没有那份力量。我向他肯求着：回来吧，我保证往好里改。你就告诉我什么地方做得不对，我再也不那么做了。他用大夫的口吻，好像我是一个歇斯底里的女病人，一遍又一遍地对我说：你务必要理解，一切都结束了。我哭了，倒不是因为我感到气愤，埃弗雷姆。我哭了，因为我觉得受到了侮辱和屈辱。两个星期前，他派来一个这么一点高的律师，但却礼貌得令人难以置信。他显然是波斯血统。他直挺挺地坐在耶里常坐的椅子里，他并不敲击椅子的扶手，也不从齿缝里对我吹口哨，让我倒有些诧异，接着他对我解释：你看，夫人，你从他那里将至少得到任何一个拉比法庭或民事法庭所能梦想判给你的两倍的财产。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迫不及待地接受这个提议，因为有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夫人，在我一生的职业生涯中，我还从未遇到过这样的人，作为主动的姿态，他愿意把两人的共同财产立即悉数让给对方。当然，除了标致汽车和在埃拉特的平房。但其余的财产全是你的了，尽管他不得已地忍受了来自你这方面因素的所有折磨。如果他诉诸法庭，他会说自己受到了精神虐待，并获得全部财产。我那时压根儿就没听见他在说些什么。我央求那个类人猿告诉我我丈夫在哪里，只要让我见见他就行，至少让我知道他的电话号码。但他对我解释，在这个节骨眼上，为了各方的利益，最好不要这样。他还告诉我，我丈夫和他的朋友当晚无论如何要去意大利，两个月之后才回来。再来一杯伏特加，就一杯，埃弗雷姆。我不会再喝了。我保证。我连香烟也没有了。我现在是为你落泪，不是为他，因为我这会儿记起了昨天你在诊所里待我太好了。现在，请你劝我安静下来吧，你对我开导开导，就说这样的事在以色列肯定是每隔九分钟左右就发生一次，或者类似的话。不要理会我在哭泣。事实上，我觉得好受多了。昨天从诊所回家之后，我就一刻不停地反复问自己同一个问题：他会不会打电话来?我有一种感觉，你会的，但我不敢指望。你不是也离婚了吗?你不是对我讲过你结了两次婚吗?你为什么要把她们甩了呢?你愿意跟我说说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