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费玛的宽恕和忘却（第2/5页）

当她用“陌生的男子”这个说法时，费玛下意识地笑了。她注意到他在微笑，于是就像一个受到安抚后破涕为笑的孩子一般冲他露出满脸笑容。她说：

“我刚才的意思并不是说你没有男子汉气质，我只是想说，我在和你交谈时能把你当成哥哥。我们不得不忍受诗人写的那么多的狗屁胡话，忍受他们的贝雅特丽齐[9]、他们的大地母亲、他们的瞪羚、他们的雌虎、他们的海鸥、他们的天鹅，以及所有诸如此类的胡说八道。但我告诉你，在我想来，做男人要比忍受诗人的狗屁胡话复杂一千倍。要么就一点也不复杂，只是令人恶心的讨价还价罢了。你跟我做爱，我就给你一点温存。或者只是温存的印象。既当娼又当娘吧。白天做一条小狗，夜里做一只小猫。有时，我有一种感觉，我觉得男人喜欢性交，但憎恶女人。别生气，埃弗雷姆。我只是笼统说说。肯定有例外。比如像你就是。现在我感觉好多了，你安安静静地听我说话的样子让我感觉好多了。”

费玛向前倾过身体，为她点着她从手提包里拿出来的一支香烟。他在想：在大中午光天化日之下，在耶路撒冷的市中心，他们皮带上插着手枪，已经在那里四处逛荡了。疾病从一开始就潜伏在复国主义思想中吗?除了通过成为人渣的方式，犹太人就没办法重返历史舞台了吗?每一个饱受摧残的孩子长大后都得成为暴徒吗?在重返历史舞台之前，我们不已经是人渣了吗?我们是不是非得做残害者，要么就做暴徒呢?没有第三种选择了吗?

“二十五岁的时候，”安妮特继续说道，“在我谈了两三次恋爱、堕了一次胎、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后，我认识了这位年轻的矫形外科大夫。一个文静、腼腆的男人，根本不像以色列人，想来你明白我这话是什么意思。一个温文尔雅的人，他小心翼翼地向我求爱，甚至每天都给我寄一封情书，但从没试图碰我一下。一个勤奋、诚实的男人。他喜欢为我搅咖啡。他认为自己是个平平常常、走中庸之道的人。作为一名资历较浅的大夫，他工作起来就像个疯子，一当班就是好几个小时，还要候诊，还要值夜班。他有一小帮知心朋友，那些朋友都很像他。他的父母是难民，像他一样有教养、识礼仪。认识不到一年，我们结婚了。没有任何波澜，没有任何动荡。他待我就像我是玻璃做的，想来你明白我这话是什么意思。”

费玛差点儿就打断了她：可我们都是这样；这正是我们亡国的原因。但他控制住了，什么都没有说。他只不过刻意将安妮特放在烟灰缸边上、这会儿正在阴燃的香烟头小心翼翼地给掐灭了。他将自己的三明治吃完了，可仍然觉得饿。

“我们把各自的积蓄和父母给我们的零花钱凑在一起，在吉瓦特扫罗买了一个小套住房。我们买了一套家具、一个冰箱和一个电饭锅。我们一起选购窗帘。我们从没有发生过争执。彼此尊重，相互友好。他就是喜欢让着我，至少这是我那时的想法。友好是描述我们俩关系的恰当词汇：我们俩总是尽力待对方好。待对方公平。我们展开比赛，看谁做得更体贴。接着，我们的女儿出生了。两年后，我们的儿子也出生了。耶里自然是一个通情理、尽责任的父亲。始终如一。从不动摇。准确的用词应该是可靠。他乐意洗尿布，他知道怎样洗蚊帐，还从书本上学会了烹调和园艺。只要工作闲下来，他就带两个孩子到城里玩。一段时间之后，他在床上的功夫甚至也有了进步。渐渐地，他认识到我并不是玻璃做的，想来你明白我这话是什么意思。偶尔在吃饭的时候他还讲上一个逗人发笑的故事。然而与此同时，他也养成一两个让我颇为气愤的习惯。都是没什么害处的小毛病，但他就是改不掉。比方说，用一根手指敲击东西。并非像大夫那样敲击病人的胸口。倒像敲门。坐在那里读报纸的时候，他就不自觉地敲击椅背，一下都停不了。好像他要竭力进到房间里去。他还把自己关在浴室里，在浴缸里向四处洒水，一洒就是半小时，同时还不停地敲击浴缸上的瓷砖，好像正在寻找一个密仓。他还有一个习惯：你对他说话，他总习惯性地用意第绪语Azoy[10]回答你。我对他说我发现电费单上有个错误，他就说A z o y。我们家的小姑娘对他说她的布娃娃对她生气了，他就笑着说A z o y。我干预他说：你为什么不能偶尔也听听孩子们在跟你说些什么呢?他所说的还是那句话，A z o y。他还会通过门牙牙缝吹出具有讽刺意味的口哨。也许既不是口哨，也一点不具讽刺意味，仅仅是撅起嘴唇将气流释放出来而已。我不知对他说过多少次他这样做会把我逼疯的，可他就是改不掉这个习惯。他甚至似乎意识不到自己又做这样的事了。但诸如此类的习惯毕竟都是让人心烦的小毛病；你能够学会容忍这些小毛病。毕竟还有酒鬼丈夫、懒骨头丈夫、与人通奸的畜生、性变态者和疯子呢。不管怎么说，我自己说不定也养成了某些他不喜欢的习惯，只不过他从来不说罢了。对他压根儿就无法克服的习惯，像敲击东西和吹口哨之类，我没有理由大惊小怪的。就这样，一年又一年过去了。我们把阳台封闭起来，又做成了一个房间。我们一起去欧洲旅游，买了一辆小汽车，更换了当初购买的家具。我们甚至还买了一条德国牧羊犬。我们把双方父母都送进了一家私人养老院。耶里尽了自己的本分。他努力让我开心。他对我们共同取得的一切很满意。也许只是我认为这样。然而，他仍然吹口哨，仍然敲击东西，偶尔还咕哝一句A z o y。”

费玛在想：坦克将议会大厦团团围困，空降部队占领电台，上校们发动政变——这事不会在这里发生。在这里，我们只会慢慢地腐烂。一天一英寸。人们甚至注意不到灯光的熄灭。因为它们不会一下子熄灭：灯光将慢慢地变弱。要么，我们终将齐心协力，有目的地促成一次严峻的全国性危机；要么，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固定的危机时刻。他说：

“你描述得栩栩如生，我好像都能看得到。”

“我没有让你感到乏味?我又抽烟了，请你不要生气。说这些事情，我真的觉得不舒服。我的样子肯定很难看。我一直在哭。行行好，请你不要看着我。”

“恰恰相反。”费玛说。稍稍犹豫了一下，他又补充说道：

“你的耳环看上去也很漂亮。很特别。就像一对萤火虫。其实我压根儿就不晓得萤火虫是什么模样。”

“跟你在一起真是愉快。”安妮特说，“很久了，这还是我第一次觉得这么开心。尽管你几乎什么也没说，只是听我讲，在一旁理解。我们的两个孩子长大一些的时候，耶里鼓励我到耶路撒冷市议会找一份兼职工作。我们开始攒钱了。我们买了一辆新车。我们还梦想着自己盖一幢红瓦房，带一个真正的花园，地点在市郊，就在米瓦谢鲁特镇。晚上，孩子们都上床睡觉了，我们有时就坐在那里看美国出版的家政杂志，草拟各种各样的设计。有时，他用手指击打着我们的设计草图，好像要试试到底有多结实。我们的两个孩子都展露出音乐天赋，于是我们决定在这方面进行投资，供他们上音乐课，请家庭教师，送他们上音乐学院。夏天，我们一家四口就到纳哈里亚[11]的海滨去度假。到了十二月份，我们就把孩子们留在家里，去埃拉特租一套平房。十年前，我们卖掉了他父母的套房，买下了我们现在居住的平房。到了星期六晚上，我们家通常就有好几对夫妇聚集在一起。埃弗雷姆，如果你觉得厌烦，不想听了，那就别不好意思，只管打断我好了。或许我讲得太琐碎了?后来，这位可靠的男人当上了所在部门的副主任。他开始在家里以私人身份为患者看病。这样，我们在米瓦谢鲁特镇购买一幢花园别墅的梦想眼看就要变成现实了。我们两个于是都成了大理石、瓷砖和房顶瓦的专家，想来你明白我这话是什么意思。这些年来，除了一些表面上的争吵外，我们之间并不存在一丝阴影。或许这只是我单方面的想法。每次争吵过后，我们都互相道歉。他说他对不起，我说我对不起，他还咕哝一声A z o y。接着，我们要么一起换床单，要么就一起做晚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