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一罐虫子（第3/4页）

1966年初，约珥从西雅图寄来一封信，说她的生活中已有了另一位男人，费玛对这种俗套的表达哈哈大笑。现在看来，他“公羊年”中的风流韵事、他与约珥的婚姻、约珥本人都似乎同他在中学读书时试图修建的地下革命指挥部一样俗套，一样过分，一样幼稚。他决定给她写上一两句话，只是为了向她和她生活中的另一位男人表示衷心的祝愿。当天下午，他坐到书桌前，不停地写啊，写啊，一直写到第二天正午。在这封三十四页的狂热的长信中，他倾吐了自己对她深沉的爱。通读一遍之后，他觉得不妥，便把信撕得粉碎，扔进洗手间的抽水马桶给冲走了。你不能用语言来描述爱情，如果你能，这就是爱情已经不复存在的信号了。至少是在消失的过程中。最后，他从笔记本里撕下一张方格纸，在上面胡乱地写道：“我对你的爱无法了断，因为这并不取决于我，你是个行动自由的人。长期以来，我是多么盲目啊！如果需要家里的什么东西，尽管告诉我，我会给你寄过去。同时，我将给你寄一个包裹，里面有你的三件睡衣、毛绒拖鞋和照片。如果你不在意的话，我想保留我们在加利利地区伯利恒的合影。”收到这封信后，约珥自以为费玛不会在他们离婚的道路上设置任何障碍。她回到耶路撒冷，把一个缺乏特色、没有表情、长着一个宽得离谱的下巴、眉毛厚得像两撇浓须的男人介绍给了他，对他们说：这是埃弗雷姆·尼森，这是特德·托拜厄斯，我们大家做个朋友吧。费玛这时却一下子改变了主意，他坚决不同意离婚。于是，特德和约珥飞回了西雅图。他们和费玛中断了联系，除了为生活琐事彼此之间通了几封航空邮件和几张明信片。

几年以后，那是1982年初一个冬日的下午，特德和约珥突然出现在费玛的公寓门前，身边还带着他们三岁的儿子。这孩子看起来像个小哲学家，长着一双轻度的对眼，患有白化病，戴一副厚厚的眼镜，穿一身美国宇航员的航空服，航空服上面别着一枚闪亮的金属牌，金属牌上写着“挑战者”。小家伙很快就显示出构造复杂条件句和回避尴尬问题的能力。费玛一下子喜欢上了小迪米·托拜厄斯。他后悔当初没有同意约珥的离婚要求，这时主动向约珥和特德提出离婚，愿意为他们提供一切帮助，跟他们做朋友。然而，此时的约珥对她与费玛在宗教意义上的离婚已经无所谓了，觉得与费玛做朋友也没有必要了。在随后的几年里，她曾两度离开特德与别的男人苟且，最终才打定主意，回到特德身边，在就她而言几乎是最后一刻的情况下才决定怀了迪米。费玛给迪米讲了一个故事，故事说的是一只野狼决定放弃野性，试图加入到一群兔子当中。凭着这个故事，费玛赢得了沉思的小挑战者的心。故事结束时，迪米要自己给故事编一个结尾，费玛发现他的结尾符合逻辑，感觉敏锐，也不乏趣味性。

由于费玛父亲的介入，他与约珥的离婚处理得非常谨慎。特德与约珥住在拜特哈凯雷姆郊区，两人同在一家研究所工作。他们把每年的时间分成三块：夏季住在西雅图，秋季住在帕萨迪纳[27]，冬季和春季住在耶路撒冷。星期五晚上，他们有时会邀请费玛同克鲁泡特金夫妇、格芬夫妇等一帮人到家中做客。有时，他们把迪米留在约韦勒村，让费玛照看，他们自己则到埃拉特[28]或前往上加利利玩它两三天。费玛成了毋需付费的保姆，因为他随叫随到，因为他与迪米之间已经有了感情。不知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奇怪逻辑，迪米称费玛叫爷爷。他称费玛的父亲也叫爷爷。费玛自己学着用火柴棒、火柴盒和胶水做房子、宫殿以及带观察孔的城堡。在朋友的印象中，在约珥的印象中，在费玛自己的印象中，这种形象与费玛完全相左，也就是说，以前大家都觉得他天生就是个长着两只左手的笨拙的粗人，根本掌握不了更换阀门垫圈或钉衣服纽扣之类的诀窍。

除了迪米和迪米的父母外，还有一大帮可亲可敬的人。其中有些人从费玛念书时就了解他了，并被间接地卷入了“公羊年”的种种磨难中。也有一些人仍然希望小伙子将来有一天能醒悟过来，按部就班地行动起来，以各种方式征服纷争不已的耶路撒冷。确实，他们说，他有时候会聒噪得让你心烦意乱，讲话过头，没有分寸，但另一方面，他聪明的时候也确实聪明。说不定哪一天他真会有所创举的。他是值得投资的。比如说，上周五傍晚，他最后模仿政客们的样子，让自己成了人们嘲笑的对象，但在此之前，他迅速接过茨维刚出口的“程式化”一词，说“一切都是程式化的”，接着向我们口若悬河地讲述他的理论。那样子让我们四周在座的人都像小孩一般，被魔力给控制住了。整整一周，我们都在谈论这件事。要么就谈论他就卡夫卡和果戈理这两位作家和哈西德派[29]民间传说随口说出的但又让人吃惊不已的对比结果。

多年来，有些人已渐渐喜欢上了费玛身上奇特的矛盾统一：他既聪明睿智又无所用心，既郁郁寡欢又热情洋溢，既敏感多思又无能为力，既满腹文章又插科打诨。不仅如此，有人劝他帮着校对文稿或一起讨论草稿时，他总是有求必应。在背后，他们不无善意地说：确实，他是个——怎么说呢?——是个有独创见解的人，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可问题是，他懒得出格了。他没有雄心大志。他根本不去为明天着想。还有，他已不再年轻了。

除了这种矛盾统一外，还有一些魅力也隐藏在他那胖墩墩的身体里，在他那心不在焉的拖步里，在他那俊美突出的额头上，在他那疲惫的双肩上，在他那越来越稀薄的头发里，在他那总是迷茫，要么内视、要么远眺群山和沙漠的温良的眼神里。还有一些魅力隐藏在他的面容里。见到他的脸，他们心中便充满关爱和喜悦，便会开心地微笑，哪怕他们是从老远的地方看到他，看到他正在街道对面，在市中心徘徊，就好像不知道是谁把他带到了那里，也不知道如何再从这里走出去。他们说：看哪！费玛在那儿呢，他在挥舞着手臂呢！他一定又和自己争论上了，可能他得理了。

久而久之，费玛与父亲巴鲁赫·农贝格之间产生了一种尴尬的和睦关系，这种和睦包裹着恼怒和矛盾。父亲巴鲁赫·农贝格是有名的化妆品制造商，右翼自由运动党[30]老牌党员。就是现在，就在费玛已经五十四岁、父亲已经八十二岁的情况下，每次和儿子会面后，父亲总要将两三张面额为十谢克尔或一张面额为二十谢克尔的钞票塞入费玛的口袋。与此同时，费玛心中有个小秘密，他以特德和约珥夫妇儿子的名义开了一个户头，每月都往户头上存入八十谢克尔。小迪米已经十岁了，但看上去仍然只有七岁，爱幻想，容易轻信别人。在公共汽车上，有人注意到迪米与费玛之间有一丝相像，有的认为下巴形状像，有的认为额头的轮廓像，有的认为走路的姿势像。去年春天，迪米要求拥有一小块地方，好让他饲养一对乌龟和一些蚕，费玛和特德于是在约韦勒村公寓那间凌乱的厨房的阳台上清理出了一块地方。尽管别人，甚至费玛本人都认为他懒散懈怠、无所用心，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但整整一个夏季，他还没有哪天忘了照料“我们的一罐虫子”。他喜欢这样说。现在已是冬天了，蚕已经死了，两只乌龟也拿到干河[31]旁——一个耶路撒冷突然到了尽头、另一面就是乱石丛生的荒原的地方——放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