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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边陷入了漫长的沉默，我突然觉得他可能已经挂了。

“喂，还在吗？”

“嗯，我在。如果丹愿意跟你谈谈，他就不会拒绝你的电话。你自己打给他吧，可以在通用电话簿里找到他的号码。”

“什么？通用电话簿？”

“没错，我得挂了。”

他挂断了电话。我觉得自己蠢到家了，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可以从通用电话簿里找到警察的号码，因为我以前认识的警察没有一个人会把名字登进通用电话簿里。我再次拿起电话，拨通巴尔的摩查号台，说出了那位前警探的名字。

“我在名录里没有找到丹尼尔·布莱索，”接线员说道，“只找到了布莱索保险公司和布莱索调查公司。”

“好的，把这两个电话号码给我。请问还可以告诉我这两家公司的地址吗？”

“事实上，这两家公司虽然登记了不同的名字和电话号码，但它们的地址是一样的，都在菲尔斯角。”

接线员把这些信息都报给了我，我随即拨通了调查公司的电话。一个女人接了电话：“这里是布莱索调查公司。”

“你好，可以帮我转接丹吗？”

“我很抱歉，他现在无法接听。”

“那他今天晚些时候还会来公司吗？”

“他现在就在公司里，只是在接另一个电话。这里只是他的服务台。当他外出或者在另外一条线上时，打进来的电话就会被转到这儿来。我知道他还在公司里，十分钟前他还查看了留言记录。不过我不知道他还会在公司里待多久，我没有他的日程安排表。”

菲尔斯角位于巴尔的摩内港的一处沙嘴上。在这里，内港区繁华的旅游商店和酒店逐渐没落，占据大片地盘的是更时髦的酒吧和商铺，其次是老旧的红砖厂房和小意大利城[1]。部分街道上的沥青已经剥落，露出底下铺设的青砖；时不时吹来一阵风，风中带着海洋散发出的那股潮湿浓烈的咸腥味，抑或是海湾对面的制糖厂制造出的那甜腻腻的齁味。布莱索调查公司暨保险公司，就在卡洛琳街与舰队街交叉口的一座一层高的砖房里。

这会儿已经过了下午一点。布莱索的小事务所面朝大街，门关着，门上挂着一只塑料钟，镶着可调节的指针和一句“复工时间”，钟面的指针被拨在一点整。我四下望了望，没看到有什么人急匆匆地掐着点往大门跑来，于是决定再等等，反正现在也无处可去。

我沿着舰队街前行，到一个超市买了杯可乐，又回到自己车里。从驾驶座往外望，就能看到布莱索的事务所。我足足盯了二十分钟，才看到一个男人走了过来，他有一头乌黑的头发，夹克下隐隐可见中年人特有的大肚腩，走起路来稍微有点跛。他打开门，走了进去。我背上电脑包，下车走了过去。

布莱索的事务所从前似乎是个医生诊所，尽管医生肯定不会跑到码头作业区挂出自己的招牌。一进去，里面是一个设有柜台、带着一扇推拉玻璃门的接待室，我估计之前应当有接待员坐在柜台后面。推拉门是关着的，那材质就跟浴室玻璃门一样。我听到里面传出一声响动，推开门走进去，却发现空无一人。我站在房中，花了几分钟环顾四周。屋子里有一张老旧的长沙发和一张咖啡桌。这两样家具这么一摆，房里已经没什么空地了。各种门类的杂志在咖啡桌上摊成一个扇形，但没有一本是最近六个月内的。我正想喊一声“有人吗”或者敲一下内室的房门，便听到从推拉玻璃门的另一边传来马桶冲水声，接着就看到玻璃门后面映出一个模糊的身形，然后左边的一扇门被推开了。一个黑发男子站在那儿。我注意到他留着八字胡，就像地图上的高速公路线一样横跨过他的嘴唇上方。

“你好，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

“你是丹尼尔·布莱索？”

“嗯，是我。”

“我叫杰克·麦克沃伊，来这儿是向你打听约翰·麦卡弗蒂的事。我觉得没准我们帮得上彼此。”

“约翰·麦卡弗蒂已经是老早以前的事了。”他打量着我的电脑包。

“这里头只是台笔记本电脑，”我说，“我们为什么不找个地方坐下来好好谈谈呢？”

“呃，当然没问题。”

我跟在他后面穿过一扇门，经过一段短短的过道，右边有三扇房门排成一线。他打开第一扇门，我们走进这间镶着廉价仿枫木墙板的办公室。州政府颁发的营业执照被镶在镜框里，挂在墙上，跟他当警察时的照片挂在一起。这一切就跟他的八字胡一样，显得粗陋而潦倒，但我并不会对他有所轻慢。我很了解警察那一套，他们看上去非常具有欺骗性，而且我认为这一点在前警察这个群体里尤为突出。我认识的科罗拉多州的那几个警察，如果现在还有厂子生产那种鸭壳青的涤纶休闲套装，他们准会套在身上，但他们仍然是各自局里最优秀、最聪明、最坚韧的警察。我觉得布莱索就是这样的人。他走到办公桌后面坐下，桌子上贴着同样廉价的福米卡塑料贴面。这张桌子肯定是他从二手商店买来的，要我说，这个主意可真是糟透了。亮闪闪的塑料贴面上，桌面上的灰尘看得清清楚楚。我在布莱索对面的椅子上坐下，这也是这间屋子剩下的唯一一把椅子。他敏锐地看出了我脑海里的那些念头。

“这地方以前是家堕胎诊所，因为给妊娠第三期的孕妇堕胎，吃官司进去了。我也不在乎这里满是灰尘的模样，把门面盘了下来。我主要向警察卖保险，这部分工作大多通过电话就可以完成。至于那些想要委托我调查什么的顾客，我会出门去跟他们碰头，他们不想来这儿找我，有暴露的风险。也有些人的确会来这儿，但他们通常只是在门外放上一束鲜花，大概是为了纪念那些受害的孕妇和流产的婴儿吧，我猜。我估计他们一定是从旧电话簿或者其他什么册子里找到这个地址的。你就直接告诉我你来这儿的原因吧。”

我把我哥哥和芝加哥约翰·布鲁克斯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讲述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他满脸疑惑。这副神情告诉我，十秒钟后我就要被他扔出大门。

“这算什么？”他说道，“是谁派你来这儿的？”

“没有谁。不过我估摸我就比联邦调查局早那么一两天找到你这儿，他们很快就会到了。我只是想，或许你能先跟我谈谈，就像你看到的，我是那个能理解你感受的人。我哥哥和我，是双胞胎。我总听到别人提起这么个说法——一对长期合作的警察搭档，尤其是负责凶杀案的搭档，会越来越像一对兄弟，就像一对双胞胎兄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