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1 莫洛克的信徒 Chapter 5 饥饿的观察者

德博拉在椰树林私家小区一栋价值两百万美元的豪宅门前。这条路从一进门口的警卫小屋到这栋房子前都被警察封了。一群愤愤不平的邻居聚拢过来，站在他们精心修葺过的草坪和便道附近，怒视警察局来的这些贫民阶层的代表入侵他们的世外桃源。德博拉正在指挥摄影师拍什么和从哪个角度拍。我赶紧过去加入她，身后尾随着科迪和阿斯特。

“那他妈的是什么？”德博拉质问我，目光从孩子们身上移到我身上。

“他们被称作孩子，”我告诉她，“往往是婚姻的副产品，所以你不大熟悉他们。”

“你带他们来这儿是他妈的疯了吗？”她脱口而出。

“你不应该说那个词儿，”阿斯特气哼哼地告诉德博拉，“说了就欠我五毛钱。”

德博拉张开嘴，脸涨得通红，然后又把嘴闭上了。“你得把他们带走，”她最后说，“他们不该看这些。”

“我们想看。”阿斯特说。

“嘘，”我对他们说，“你们两个安静点儿。”

“天哪，德克斯特。”德博拉说。

“你让我马上来的，”我说，“我这不是来了吗？”

“我可没法儿给两个孩子当保姆。”德博拉说。

“你不用，”我说，“他们没事儿的。”

德博拉看了看姐弟俩，他们看着她。大家的眼睛都一眨不眨，有一刹那我以为我妹妹会把她自己的下嘴唇咬下来。然后她甩甩头。“随便吧，”她说，“我没工夫吵架。你们俩去那边等着。”她指着自己停在街道对面的警车，然后抓住我的胳膊，拽着我朝房门走去，那里工作正在进行。“看。”她指着房子前面说。

在电话里德博拉告诉我说他们找到了人头，但事实是，人头很难不被发现。房子前面是一条不长的车道，蜿蜒着穿过一对珊瑚石砌成的门柱，伸向一个中央有着喷泉的小院子。在两个门柱的顶端各有一盏华丽的灯。门柱之间的车道地面上用粉笔写着什么，看上去是字母“MLK”，还有一段奇怪的文字，我认不出是什么。在读者被弄糊涂之前，我要说的是，在每个门柱上面，是——

尽管我得说那情景不乏原始张力和显而易见的戏剧感染力，可还是过于粗野残忍了。两只头颅被仔细清洗过了，但眼皮没了，嘴巴也被高温弄成了诡异的微笑状，实在不大好看。当然在场没有人问我的观感，但我还是觉得不应该搞得这样狼藉。很不整洁，缺乏真正娴熟的技巧。而且让人头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样摆着，纯粹是为了炫耀，这是一种不精致的做事手法，还没品位。我愿意承认我的方式不是唯一的方式。在美学评论方面，我总是等着黑夜行者在我耳畔低声发表意见，但是果不其然，一片寂静。

没有低语，没有翅膀扇动的声音。我的指南针不见了。把我一个人扔在这种不安的境地中，我只有握住自己的手。

当然，我不是绝对的孤身一人。德博拉在我旁边，我意识到在我痛悼自己那失踪的伴侣时，她正在跟我说话。

“他们这家人今早去参加葬礼，”她说，“回来后就看见这些。”

“他们是谁？”我问，冲房子示意了一下。

德博拉用胳膊肘捅了我一下，疼死了。“这家人，你个笨蛋，叫戈德曼。我刚才都说什么来着？”

“这些都发生在大白天？”不知怎么，这事儿有些让人不安。

“大多数邻居也都去参加葬礼了，”她说，“但我们还在查，看有谁看见什么没有。”她耸耸肩，“说不定我们运气好。”

我说不好，但就是觉得这事儿给我们带不来运气。“我猜这个局面给哈尔彭的定罪带来了一些不确定因素。”我说。

“这当然他妈的不会了，”她说，“那浑蛋有罪。”

“啊，”我说，“所以你是说另外有人发现了头颅，然后……”

“他大爷的，我不知道。”她说，“肯定有人跟他合作。”

我只是摇摇头。这根本说不通，我们都知道这一点。一个有本事精心策划这样两桩祭祀性杀人案的人，肯定会独立操作这一切。这种行为太个性化，每一个步骤后面都有其独一无二的个人目的。如果有人以为哪两个人能有如此一致的想法，那简直是胡扯。头颅的摆放所展现出的仪式感，以及尸体的处理方式，这些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祭祀。

“很不对头。”我说。

“好吧，那么是什么不对头？”

我看看头颅，它们被仔细地搁在灯顶。显然它们连同尸体一起被火烧焦，没有血迹可循。颈部的切口非常整齐。除此以外，我什么也没发现。可是德博拉还在那儿眼巴巴地看着我。“两个头都在这儿，”我说，“为什么不在另一个女孩家里，有男朋友那个？”

“她家在马萨诸塞，”德博拉说，“这家更方便。”

“你查过他吗？”

“谁？”

“那女孩的男朋友，”我缓慢而谨慎地说，“脖子上有文身的家伙。”

“老天爷，德克斯特，我们当然查过他。我们查过这两个可怜姑娘的短暂一生里曾进入她们周围半英里范围的所有人，而你，”她深吸一口气，但好似仍不能浇灭她胸中的怒火，“听好了，我可不需要警察基本常识方面的帮助，好吗？我只需要你本该知道的那些精神病似的玩意儿。”

“好吧，”我说，“那么，从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角度看，不会是两个不同的人在做同一件案子。所以要么哈尔彭杀了她们之后，另一个人找到头颅，并琢磨着‘这是他妈的咋回事儿啊，我得把它们挂起来’；要么就是我们抓错了人。”

“我靠。”她说。

“哪种？”

“两种，该死！”她说，“两种可能性都不怎么样！”

“噢，妈的。”我说，这下把我们俩都惊着了。因为我烦德博拉，也很烦我自己，更烦这整桩烧焦无头案。我做出了我唯一能做的合情合理的举动，我抬脚踢飞了一个椰子。

好多了，这下我的脚也疼起来了。

“我正在查戈德曼的背景，”她突然说，边说边朝房子点点头，“目前知道他是个牙医，在戴维区有个办公楼。但这事儿像个吸毒的糙老爷们儿干的。这也不大对头。该死，德克斯特，”她说，“给我点儿启发。”

我惊讶地看着德博拉，她怎么又把球踢回来了。而我一点儿头绪也没有，只能诚心诚意地巴望戈德曼被查出是个毒品大王假扮的牙医。“我大脑一片空白。”我说。这是个令人悲痛而又千真万确的事实。

“妈的。”德博拉说，目光越过我望向聚拢的人群。第一辆新闻车已经来了，车子还没停稳，记者就跳了出来，催促他的摄影助手扑过去摄像。“该死的。”德博拉说，赶紧跑过去跟他们周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