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2（第3/30页）

比尔不屑一顾地挥挥手说：“那是在ISIS杀死我朋友之前。”

“或者是别人干的。”

比尔站起来，拉上飞行夹克的拉链。

“你看，”他说，“就是个简单的等式，秘密加上科技等于没有秘密。这件事需要一个智囊团，一个站在极高处的人，能接入所有处理器，得到政府的、个人的、天气资料的数据。而他，这个崇高的神体，利用那些信息来描绘出真实画面，揭露谁在撒谎，谁在说真话。”

“而那个人就是你。”

“太对了。”比尔说，出门上车。

迷宫

那天晚上，斯科特独自坐着看电视上的自己。与其说这是自恋行为，不如说更像一种眩晕的症状。他看到自己的脸在银幕上，五官翻转，他童年的照片也被挖出来—他们是怎么搞到的？并在公众论坛里展示（夹在成人纸尿裤和休旅车的广告中间），他自己的人生故事被别人讲述，就好像在玩一个电话游戏。这是一个类似于他本人故事的故事，但又不是。他出生的医院搞错了，上的小学搞错了，在克利夫兰学习绘画而不是在芝加哥。这就像走在街上，低头看到别人的影子在跟着你。这些天来，他很难认清自己是谁，只剩一个有知觉的分身在那儿。这个第三人称的他现在是传闻和炒作的对象。他在那架飞机上干什么？上周他还是个普通人，籍籍无名。今天他是侦探小说里的一个角色：“遇难者最后的在世见证者”或者“小孩救星”。每天他都在扮演自己的角色，一幕幕的场景，坐在沙发上，坐在硬背椅上，回答FBI和运安委的问题，一遍又一遍地回忆细节，他记得什么，不记得什么。然后看报纸上的头条，听广播里空洞的声音。

一个英雄，他们叫他英雄。这个词他现在无法招架，他对自我，那个他创造出来让自己运转的叙述者，感觉如此遥远。一个野心不大的潦倒的人，一个曾经丧失意识的酒鬼，如今活在当下，勉强糊口。于是他低头做人，躲着摄像机。

他偶尔坐地铁，或者走在街上时会被人认出来。对这些人来说，他不仅仅是个名人。“嘿，你救了那个孩子。”“我听说你跟鲨鱼打了一架，老兄。你是不是跟鲨鱼打了一架？”他不是被人像皇族那样对待，就好像他的名声建立在某种稀有的东西上，更像是小区里一个撞大运的人。他做了什么？只不过是游泳。他就是他们中的一个，一个做了好事的小人物。所以当人们认出他时，都是微笑着过来的。他们想跟他握手，跟他合影。他从空难里逃生，还救了个孩子。碰他一下都能沾点魔力，跟你摸幸运钱币或兔子脚有同样的功效。他通过做到不可能之事—和杰克一样—他证明了不可能皆为可能。谁不想蹭一点福气？

斯科特微笑，尽力保持友好，这些对话与他假设和新闻媒体的谈话不一样，这些是人性层面上的接触。尽管他觉得不好意思，但还是确保自己不要态度粗鲁。他能理解，他们希望他很特别。他应该特别，这件事对人们很重要，因为我们的生活中需要特别的东西。我们想去相信，魔法仍然有可能。所以斯科特与人握手，接受随便一个女人的拥抱。他请求他们不要拍他的照片，大多数人都能尊重这个要求。

“我们私密一点儿比较好，”他说，“如果只留存在你我之间，会更有意义。”

人们喜欢这个想法，即在一个真正的大众媒体时代，他们还能有一次独特的经历。但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想，有些人明目张胆地拍照，就好像这是他们的权利。当他拒绝一些人摆拍的要求后，那些人会恼羞成怒。一个年长的女人在华盛顿广场公园外面叫他浑蛋，他点点头告诉她，她是对的。他就是个浑蛋，他希望她有美好的一天。

“去你的。”她告诉他。

一旦被你的同胞神化为英雄后，你就失去了隐私权。你被物化，被剥夺一些无法量化的人性权利，就好像你赢了宇宙级的乐透大奖，一天醒来发现自己成了个小神，幸运守护神。你自己想要什么不再重要，只有你在别人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才重要。你是一只被直角放在太阳底下观察的珍稀蝴蝶。

从第三天开始，他停止外出。

他住在蕾拉家三楼的客房公寓里，这是一个纯白的空间，白色墙壁，白色地板，白色天花板，白色家具，就好像他已经死了，搬进某个天国般的冷宫。在艰难的日常工作中，他曾经深受时间的困扰，现在时间却变得可以替代。他在陌生的床上醒来，用不熟悉的咖啡豆煮咖啡，从自动关闭的橱柜里拎起厚重的浴巾，感受它们接触皮肤的高级酒店质地。客厅里有个摆满苏格兰麦芽威士忌和清澈伏特加的酒吧，有中世纪的樱桃木酒箱和精美的折叠盖子。第一晚，斯科特盯着它看了很久，是处于特定精神状态的人注视枪支柜的样子。他可能有太多种死法了。然后他用一张毯子盖住吧台，搬了一把椅子堵在前面，再也不去看它一眼。

在某个地方，吉卜林的妻子和那个美丽的空乘正仰面躺在一块钢料板材上。莎拉，她的名字叫莎拉；穿短裙的空乘叫艾玛·莱特纳。他每天回忆这些名字好几次，像在参悟禅宗的心印。戴维·贝特曼，美琪·贝特曼，瑞秋·贝特曼……

他以为自己已经与这件事和解，对它已有充分的认识了，但找到尸体的新闻还是让他心神不宁。他们都死了，所有人。他知道他们死了，他当时在场，在海洋里，他潜到海浪下方才躲过死亡，那种情况下不可能有生还者。但听到新闻，看到那些镜头，找回此次空难中的第一具尸体让整件事情真实起来。只有等危机彻底结束后，他才发现他的腿不受身体控制。

那个母亲还在海里，父亲和姐姐也是。还有飞行员查理·布施和詹姆斯·梅洛迪。卖国贼吉卜林和贝特曼家的保镖都葬身海洋深处，在永久的黑暗中摇摆。

他心里知道，他应该回家，回到岛上，可是他无法回去。出于某种原因，他发现自己无法面对他曾经的生活（这里的曾经就是九天以前，好像线性时间对像他这样一个大难不死的人没有任何意义，只有事前和事后），无法走向安静的白沙路上的那道白色小门，套上那双心不在焉地脱在门边的旧便鞋，一只在前，一只在后，后面那只鞋的鞋尖还搭在前面那只鞋的后跟上。他觉得无法回去面对冰箱里变酸的牛奶和他家狗悲伤的眼睛。那是他的家，电视上那个男人的，他穿着斯科特的衬衫，眯眼看向旧照片的镜头—我的牙有那么歪吗？他无法面对摄像机的长臂，没完没了的攻击问题。跟地铁上的人讲话是一回事，但是向大众发表讲话—那是他无法应对的事。一句陈述传达给群众后，就成了一项声明。随意的言论变成公开记录的一部分，会被永远拿来重播、自动调校和配上题注。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感觉无法折回原来的路了，无法退回他“以前”住的地方。于是他坐在现在这张借来的沙发上，盯着外面的树顶和银行街的褐色沙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