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 证

仲秋八月,北方已是秋风送爽,但地处长江以南的江州市,却仅仅只有早晚稍稍凉爽了一点,白天仍然燠热不止,日平均气温仍在30度以上。

江州市公安局的刑侦科长何钊,正冒着炎暑在房中整理行装,门外忽然响起了“笃笃”的敲门声。

“请进!”何钊头也不抬地说。

“老师,您打算哪一天动身?”进来的是他的搭档,年轻的女刑警赵忆兰。

何钊放下手中的活儿,招呼她坐下,说:“就这一两天吧!调令已经下来半个多月了,不能再拖了。”

原来何钊在月初就接到公安部的调令,调他去北京国家刑事侦探研究所去从事研究工作。由于手头的一件大案未完,他一直拖延着迟迟没有动身。直到前几天案子全部侦破,几名主犯相继落网,他才把刑侦科的工作移交给继任者,准备前往北京去新单位报到。

赵忆兰迟疑了一下,终于开口说道:“能不能再推迟一两天,帮我解开一个疑案?”

“疑案?什么疑案?我刚离开局里,还不到半天的时间,怎么又有了疑案?”何钊眉头一蹙,抬头问道。在这之前,他已经把所有的案子处理完毕,没有遗留任何尾巴。

“事情是这样的。”赵忆兰开始叙述说,“今天上午您走后,来了一位名叫卢竹的姑娘,她是从和平区来的。她说她的姐姐卢梅死了好几天了,直到昨天上午她姐夫刘雨朋出差回来才发现。和平区分局的同志接到报告后就去了现场,调查分析的结论是由于死者自己误服了过量的安眠药而导致死亡。对于这个结论,卢竹怎么也无法接受。她与姐姐亲密无间,非常了解姐姐,说她姐姐为人谨慎,做事细心,最近一段时间虽然有些失眠,常要服用安眠药,但每次仅限两片,从不多服,绝不可能误服这么多的安眠药……所以到我们市局来,请求我们派人去复查。”

“她怀疑那些安眠药是有人强行给她姐姐灌下去的?”何钊问。

“是的,并且此人就是她的姐夫刘雨朋。”赵忆兰回答说,“当时科里的同志都出现场去了,只有我在家值班。为了对案子负责,我听了她的申诉后,立即去了一趟和平区分局,了解此案的调查处理情况。”

她没有告诉老师,她之所以立即去和平区分局调查此案,除了是对案子负责任以外,更多的还是基于对报案人的信任和同情。直到此刻,卢竹那一双充满哀伤和祈求的眼睛,还一直浮现在她眼前。

“发现什么疑点了吗?”

“什么也没有发现。”赵忆兰回答说。接着开始向他汇报去和平区调查了解此案的情况。

和平区分局刑警队的李队长是一位30多岁、工作严谨、经验丰富的老刑警。他热情地接待了赵忆兰,详细地向她介绍了此案的调查处理情况。

此案的报案人就是刘雨朋。是他出差回家,发现妻子死亡,这才报的案。

他们一接到报案的电话,就立即赶往现场进行了尸检和现场勘查。死者名叫卢梅,女,26岁,死于自己家里卧室的床上。尸检结果:全身未发现一点伤痕,也无中毒的征象。从胃内抽取物中检测出大量安眠药的成分,确定是服用超量的安眠药而导致死亡。

住宅和卧室的窗户都开着,室内温度很高,在30度左右。尸体已开始腐烂,发出阵阵恶臭。根据室内温度和尸体腐烂的程度推断,应该已经死亡三四天了。鉴于16号晚上9点刘雨朋还打电话回家与死者通了电话,最后确定死亡时间为4天前,即16号的深夜。

在卧室的床头柜上有一瓶服用过的安眠药;没有寻找到遗书,死者又是身穿背心和短裤仰卧在床上,也不像是自杀。门窗没有撬动的痕迹,室内只有死者和她丈夫的足印和指纹,无外人进入的印迹。死者的丈夫刘雨朋是中兴公司的职员。该公司证实本月10号刘雨朋就与另一名叫夏新的人一同出差,离开江州,直到昨天上午才返回本市。室内的那些印迹,显然是在他10号离家以前和昨天回家以后留下的,与妻子的死应该没有关系。

他们综合以上种种情况进行分析,这才做出是死者自己误服了过多的安眠药而致死的结论。估计是死者服用了一次安眠药后,仍然无法入睡,又起来服用第二次,结果在迷迷糊糊中多服用了几片,药量超过了限度……

赵忆兰叙述到这里顿了顿,轻轻地叹了口气,然后总结说:“李队长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刑警,尸检又是请市法医中心的汤平医生去做的,侦查工作认真、细致、全面……总之,一切都符合规范,符合逻辑,他们的结论无懈可击。”

“既然如此,那么,你为什么还要说是疑案?”何钊笑了。他深知自己的这位徒弟,既然说是疑案,就一定是发现了疑点,这绝不会是她的调查结论。

赵忆兰也莞尔一笑。但她并不回答老师的问题,而是继续叙述说:“我接着又去了一趟卢梅的工作单位。那是一家生产工业陶瓷的民营工厂,卢梅是厂里的产品推销员。在那里,人们告诉了我两件事:

“有一次,卢梅受人之托去看望两位老人。她一进门就闻到一丝淡淡的异味。那异味时有时无,飘忽不定,很难捉摸。卢梅循着气味搜寻了许久,最后终于在厨房的一个死角里搜寻到一只发臭的死老鼠。

“还有一次,卢梅代一家客户去仓库提货。当时,仓库的管理员正在为另一家单位发货。卢梅瞟了一眼发货单,说:‘等一下!单上的数字有错。这个单位我熟悉,不可能一次购买这么多瓷球。’管理员打电话去一问,发货单上的数字果然错了,是销售人员漏写了一个标点,把1.5吨写成了15吨……”

“你是说这两件事可以佐证卢竹的怀疑,像她姐姐那么一个心细的人,绝对不可能误服过多的安眠药?”何钊问。

“这是其一。”赵忆兰点头说,“其二是就在刚才,我来您这里之前,和平区分局的李队长打来电话说:在我离开之后,有保险公司的人去他们那里了解卢梅的死因。说是卢梅生前买了一份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受益人是她的丈夫刘雨朋。只要不是自杀,刘雨朋就可以领取到200万元赔偿。200万元,这可不是一笔小数呀!”

“不错,这个数目足可以引诱一些人去犯罪。”何钊点点头,开始对这个案子产生兴趣。

“但这也只能证明他有作案动机。”

“当然,最为关键的还是他是否有作案的时间。他有作案时间吗?”

“没有。”赵忆兰两手一摊,苦笑一声,颇为遗憾地说,“我仔细查阅了此案的询问记录和证词。卢梅死亡的那一天,刘雨朋远在武汉。由武汉至江城,就是乘坐特快列车,往返也要10多个小时。而那一天,刘雨朋却又一直与他们公司的那个夏新在一起。他有不在现场的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