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四天里,科林和玛丽几乎成天都窝在旅馆里足不出户,除非是穿过繁忙的大道在浮码头的咖啡馆里坐一会儿,因为那里比他们自己的阳台早两个小时晒到太阳。他们一日三餐全都在旅馆里解决,就在那个逼仄的餐厅里,浆硬的白色桌布,甚至连食物,全都被窗户上的彩色玻璃染上了黄绿的色彩。其他的顾客都很友好很好奇,礼貌地探身朝向彼此的桌子,交换着各自的旅游心得:他们都参观了哪些名气相对较小的教堂,看到了由哪一备受尊敬的流派中的哪位相对任性的艺术家绘制的圣坛壁画,尝试了哪家只有当地人光顾的餐馆。

从罗伯特家里出来以后,他们俩在回旅馆的路上一直都手牵着手;那天晚上他们是在同一张床上睡的。醒来后惊讶地发现他们原来睡在各自的怀抱里。他们的做爱也让他们大吃一惊,因为那种巨大的、铺天盖地的快乐,那种尖锐的、几乎是痛苦的兴奋——就像他们当天傍晚在阳台上说起的——简直就是七年前初识时他们体验到的那种激动。他们怎么竟然如此轻易地忘得一干二净了呢?那种兴奋持续了不到十分钟时间。他们脸对脸躺了很长一段时间,大为震惊甚至有点感动。他们一起去了浴室。他们在淋浴底下吃吃地笑个不停,为对方的身体涂抹着浴液。洗得干干净净,香水都喷好以后,他们又回到床上做爱,一直持续到中午。汹涌的饥饿感将他们驱赶到楼下那个超小的餐厅里,其他客人中间那种热心的交谈惹得他们就像是学童般不断地窃笑。他们俩吃掉了三道菜的大餐,喝光了三升葡萄酒。他们俩在餐桌上手拉着手,谈着各自的父母和童年,就仿佛他们刚刚碰见。其他的客人都以赞许的眼光偶尔瞥他们俩一眼。离开三个半小时以后,他们再度回到已经新换了床单和枕套的床上。他们在相互爱抚当中沉入了睡眠,当他们在薄暮时分醒来后,他们又重新体验了一番一早那种短暂而又令人惊艳的快感。他们再度一起淋浴,这次没有涂抹浴液,着迷地倾听天井对面那个男人的歌声,他也在淋浴,仍旧唱他的咏叹调,“Mann und Weib, und Weib und Mann.”开胃酒盛在托盘里送到他们的房间;薄薄的柠檬切片摆放在银盘里,银杯里堆满了冰块。他们端着酒杯来到阳台上,靠在摆了一排天竺葵的矮墙上,一起抽了根大麻烟,望着西沉的太阳和街上的路人。

他们就以这样的模式过了整整三天,仅有细节的调整。虽然他们经常眺望运河对面那座巨大的教堂,不断提起他们还没来时朋友们就推荐给他们的餐馆的名称,或者在正午的暑热当中不断记起某条不知名的运河岸边某条特别街道上惬意的荫凉,他们却并不真想离开旅馆半步。第二天的下午,他们已经穿好衣服准备外出探险去了,结果却再次倒在了床上,撕扯着对方的衣服,大声嘲笑着他们的无可救药。他们在阳台上一直坐到夜深,喝掉一瓶瓶的葡萄酒,任凭霓虹的店招模糊了星光,再次谈起各自的童年,不时地头一次想起某件早已遗忘的往事,构想出关于过去以及记忆本身的各种理论;他们都会让对方一直谈上一个钟头,丝毫不想去打断。他们庆幸于他们之间共通的理解,庆幸于他们之间尽管已经如此熟悉,却仍能重新发掘出如此的激情。他们为自己深感庆幸。他们惊叹于如此之激情,并对其详加描述;比之于七年前的初次体验,这更加意味深长。他们列举着他们的朋友,不管是结了婚的还是没有结婚的伴侣;没有一对能像他们爱得如此之成功。他们并没有详细讨论跟罗伯特和卡罗琳共度的那一晚。他们只约略提到:“从罗伯特家回来的路上,我不禁想起……”或者“我在他们的阳台上仰望群星之时……”

他们转而讨论起了性高潮,谈起男女两性体验到的兴奋是大体相当,还是截然不同;他们都认为应该是截然不同,可这种差异是由文化差异造成的吗?科林说他一直以来就很羡慕女性的性高潮,而且他多次体验到他的阴囊和肛门之间生出的一种痛苦的空虚,几乎就是一种肉欲的感觉;他觉得这可能就近乎于女性的情欲了。玛丽讲起一家报纸报导的一次实验,他们俩都对此嗤之以鼻,那次实验的目的就是为了回答他们探讨的这个问题:男性和女性的感受是否一致。他们给男女两性的志愿者每人分发一张列有两百个形容词和副词短语的单子,要他们圈出十个最能描述他们性高潮体验的词儿。然后要求第二组人员查看选出的结果,并据此猜测每位志愿者的性别,结果他们猜中和猜错的概率相等,这一实验因此得出结论,认为男女具有相同的性高潮体验。不可避免地,他们将话题转到了性政治,就像他们此前多次讨论的结果一样谈到了父权,而据玛丽的说法,这就是最终塑造了社会制度和个体生活的最强有力的唯一的组织原则。科林也一如既往反驳说,阶级优势才是更加根本的起因。玛丽摇摇头,不过他们俩终究会尽力找到共同点的。

他们又回到自己的父母身上;他们都获得了母亲的,又获得了父亲的哪些个性特征:父母之间的关系如何对他们自己的生活、对他们之间的关系造成了影响。“关系”这个词儿这么频繁地出现在他们的嘴皮子上,他们都说腻味了。可他们又一致认为除此之外也没有合适的替代语。玛丽谈到她自己身为人母的感受,科林说的则是他自己作为玛丽两个孩子的后爹的感受;所有的思考,所有的焦虑和回忆统统被用来解释他们自己以及相互的性格,为因此而发明的各种理论服务,就仿佛在发现自己经由一种不期而至的激情而获重生之后,他们必须得重新创造一个全新的自己,就像要为一个新生儿、一个新角色、小说中一个突然的闯入者命名一样,重新为自己命名。他们也有好几次重新回到年华老去的话题;回到突然间(还是逐渐地)发现他们已经不再是他们认识的最年轻的成年人的话题,发现他们的身体开始渐感沉重,已经不再是个可以完全自行调节的机体装置,可以对它置之不理,已经必须相当密切地予以关注并有意识地对其进行锻炼了。他们一致同意,这次的浪漫插曲虽让他们重获了青春,可他们并未受到蛊惑;他们同意他们会渐渐老去,终有一天他们会死,而且这种成熟的反思,他们觉得,会为他们的这种激情带上一种附加的深度。

事实上,正是他们意见的统一才使他们能够如此耐心地穿越如此众多的话题,导致他们一直到凌晨四点仍然在阳台上絮絮地谈论不休,盛大麻的聚乙烯袋子、利兹拉的卷烟纸和空葡萄酒瓶散落在他们脚边——他们意见的统一不单单是他们俩各自的精神状态的结果,还是一种修辞格,一种行为方式。在他们前面有关重要问题的讨论中(这种讨论随着岁月的流逝,也自然而然地越来越少出现了)有个不言自明的假定,即真理愈辩愈明,一个话题只有从相反的两个方面来看才能得到最好的探究,即便两人原本的观点并非是对立的也最好对立着来;你与其提供一种深思熟虑的观点还不如只管针锋相对来得重要。这个观念,如果这果真是个观念而非一种习惯性思维,也就是说对立的双方,因为怕自己的观点会有相互抵触的地方,在经过一番争论之后可以将自己的观点磨砺得更加精确、严密,就像科学家们向他们的同事提出一种新方法或新技术时的情形。可结果却往往是——至少对于科林和玛丽来说是这样——这些话题被真正探究的程度远不及防卫性的老生常谈,要么就被迫进入对不相干的枝节问题的尽情发挥,双方还谈得亢奋不已。眼下,他们在相互鼓励之下倍感从心所欲,于是就像小孩子来到了海边岩石区内的众多潮水潭子,他们俩不断地从一个问题跳到另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