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曲中旧侣（第4/13页）

曹湛摇头道：“我这不算什么，织造大人之夹缝边缘处境，胜我千百倍。”

江宁织造地位等同于督抚，朝廷明文规定其人与两江总督、江苏巡抚平起平坐[5] 。而清朝官员出行，讲究大张旗鼓，要使用“仪仗”和“仪从”，官越大，排场也就越大。举例来说，两江总督出行，本人可乘八人抬的大轿，队伍最前面有“引马”两人，卫士左右簇拥。其他各种仪仗器物如八面青旗，飞虎旗、杏黄伞、青扇、兵拳、雁翎刀、兽剑、金黄棍、桐棍、皮槊各二，四杆旗枪，回避、肃静牌各二面，一共是十三种三十四个。仪仗中还有专人负责鸣锣开道。锣声也有讲究等级，总督出行，鸣锣六锤半[6] ，而州、县官出行时，开道锣只能鸣三锤半。官员所过之处，百姓必须肃静、回避。

曹湛到江宁织造署已近两年，知道曹寅出行都是轻骑简从，从不搞排场。而且他出门有个习惯，入轿时总是携一本书，一坐下便埋头看书，从不抬头。起初曹湛以为曹寅只是嗜书好读，后来偶尔中听曹寅谈起，才知他手拿书本只是为了装装样子，真实目的是为了避免官民见到他后向轿子行礼。曹湛听说后，不免愈发为曹寅为人低调谦和而感怀。

然有一日，曹湛亲眼见到曹寅携书入轿时的复杂眼神，忽然顿悟堂兄的真正苦闷之处——他生活在历史与现实的夹缝中，表面风光体面，实际卑微凄苦。瞬间繁华与无常命运交织在一起，令他时时产生出矛盾的心态。既然眼前的一切如此虚幻而不真实，他要那些虚礼又有什么用呢？

黄海博料想曹湛是指曹寅先人本是大明镇将，而后却沦为满人家奴一事。他虽不像曹湛知悉曹寅诸多个人秘事，却也读过其诗作，在沉雄朴厚风格之外，总带着若隐若现、欲说还休的悲凉，便不再接此话题，只道：“曹兄放心，我虽然力弱，也一定会尽心尽力，鼎力相助。”有意换了个轻松的话题，随口问道：“那件事，就是顺治帝在世时宠爱董鄂妃一事，曹寅兄可有提起过什么？”

曹湛一怔，道：“没有。黄兄如何会格外关心这件事？”

黄海博走到门口，打量一番，见左右无人，又特意掩好门窗，这才道：“先父在世时虽没有提过，但我少年时随他游历苏州，曾听一位老名士提及，董鄂妃就是董小宛。那位老名士还说董小宛入宫，是有识之士设下的极为高明的美人计，堪比春秋越国送西施入吴。”

曹湛又是一怔，道：“这只是捕风捉影的传闻罢了。满汉向来不能通婚，满人亦对汉人关防极难，清廷怎么可能任凭一名汉家女子入宫，且成为了顺治皇帝宠妃？”

黄海博摇头道：“规矩是规矩，实际却未必如此。曹兄可听过‘孀姝奇遇’的故事？当年豫亲王多铎，不也娶了汉家妇人刘三季做正妃[7] 吗？刘三季是与钱谦益同邑，曾受过钱氏恩惠。听说钱谦益几次因‘通海’罪名被捕，却全身而返，除了其妻柳如是本事大、交际广之外，刘三季也从中出了不少力。”

顿了顿，又道：“事实上，那董鄂妃确实极大地影响了顺治皇帝。”

不论真实情况如何，姿容绝代的董鄂氏自入宫后便宠冠后宫，顺治皇帝的五位蒙古后妃全部失宠。顺治仰慕汉族文化，而五位蒙古后妃均目不识丁，彼此自然没有什么共同语言。董鄂氏却“不用金玉，诵《四书》及《易》”，又精通书法，与顺治皇帝志趣相投。

顺治十三年（1656年）八月二十五日，顺治皇帝力排众议，册封新入宫的董鄂氏为贤妃。当年九月二十八日，即晋为皇贵妃。才一个月的工夫，董鄂氏便由妃子升为地位仅次于皇后的皇贵妃，升迁速度之快，史所罕见。不仅如此，当年十二月初六，顺治皇帝还特意为董鄂氏举行了隆重的册妃典礼，并下诏大赦天下。终清一朝，这是唯一一次因册立皇贵妃而大赦天下的例子。

这一状况，立即引起了顺治生母孝庄太后的警惕。孝庄太后出身蒙古王族，满蒙联姻素来是满清加强与蒙古关系的关键纽带，顺治皇帝的第一位皇后便是政治联盟的产物，为蒙古科尔沁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女，亦是孝庄太后的亲侄女。但结婚仅两年，顺治皇帝便不顾母亲的面子上难看，以夫妻二人志意不协调为由，坚持将皇后降为静妃，改居侧宫。

此谕旨下后，北方大臣核心人物冯铨和南方大臣首脑陈名夏难得地采取了相同的口径，相继上疏，表示皇后“母仪天下”，关系甚重，不能轻易废弃，恳请顺治皇帝深思熟虑，慎重行动。他们还举例说：汉光武帝、宋仁宗、明宣宗虽然都是贤主，但均因废掉皇后而受到批评。

顺治皇帝接到奏疏后勃然大怒，声言自己此举是废掉无能之人，严厉斥责上疏大臣不关心国家政务，反在无益之处沽名钓誉，“甚属不合”。尽管有孝庄太后和蒙古王族的支持，众诸大臣还是未能说服年轻任性的顺治皇帝。

顺治十四年（1657年），董鄂妃产下一子，顺治皇帝欢愉异常，眼中只有董鄂妃母子不说，还公然宣称董鄂妃所生的皇四子为“朕第一子”，隐隐有立为皇太子的意思。随着新生儿的诞生和顺治皇帝鲜明的态度，清后宫内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变得更加残酷。一时之间，董鄂妃母子成了众矢之的。

董鄂妃温婉贤淑，对政治并无兴趣，但由于顺治皇帝对她的宠爱，她的一举一动给清初政局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当她生下皇四子后，顺治皇帝更将他们母子捧到了天上，并一心要立皇四子为太子。倘若真是如此，董鄂妃之子将来为皇帝，董鄂妃将来就是皇太后，势必对满蒙贵族间的政治关系构成威胁。孝庄太后从长远的利益着想，决意置董鄂妃于死地，但以她的老谋深算，自然不会明目张胆地下手。她有意在董鄂妃刚刚生产之时，宣称“圣体违和”，即身体不舒服，要到皇家苑囿南海子[8] 养病，并要后妃们随身伺候。

董鄂妃不敢悖旨，被迫拖着极度虚弱的身子前往南海子，没日没夜地侍奉太后的寝食，经过一番折腾，健康状况急剧下降，很快就“形销骨立”。

雪上加霜的是，董鄂妃所生皇四子病死，出生不足百日，连名字都还没有来得及取。朝野纷传这名尚不足百日的皇子是被毒死的。

皇四子之死对董鄂妃的打击是致命的，她痛不欲生，一病不起，从此缠绵于病榻。尽管顺治皇帝多番抚慰，承诺一旦董鄂妃再生一子，一定立其为太子，但董鄂妃的病情还是一日一日地沉重。而最令顺治皇帝烦躁的还是宫中四处充满了幸灾乐祸且不怀好意的目光，包括他的母亲孝庄太后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