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证据（第4/5页）

接下来是一阵沉默。

“好吧，”她平静地说，“我会照你说的那样做。但别以为我这么做是因为怕你，那我宁愿进监狱。”

“别担心，诺玛。我要的只是那十万元现金。”

“还有，”她的大脑显然又活跃起来，“我相信，证明那种伪证指控站不住脚，这对麦克斯韦尔·戴维斯来说很容易就能办到。”

我没有说话，我知道她说的是这样。两天前，在我离开大厦去布兰特伍德时，我遇见了那个人——麦克斯韦尔·戴维斯。他有事来找诺玛，看到我后，在大厦的台阶上停下来，跟我握手。

“小伙子，不要对我有何不满，”他说，“你要理解，我只是在挣一份钱。”

他身材高大，为人热情洋溢，眼角满是“亲切”的皱纹，操着南方口音，举止也像一个旧式南方贵族。我可没有那么孩子气，我并非多么憎恨他，无疑他把工作做得十分出色。我跟他握了手，并对他说，撇开个人感情，我认为他或许是当今世界上最杰出的一位辩护律师。

诺玛继续说着：“我不想让泰森过来。为了避免一些令人生厌的曝光，我们已经决定这段时间不会见面。”

“这真让人感动，”我说，“可是，我要泰森在场——就这么定了。只要你告诉他嘴巴关严点儿，天黑以后悄悄过来，就不会招惹麻烦了。”

“好吧。”她同意了。

“告诉泰森，如果他不想找麻烦的话，最好准时到这里——一分钟也别迟到！”

我挂断了电话。

第二天晚上，六点四十五分，我来到一个规模不大的电影院里，在售票间和售票员多丽聊天。我选择这家电影院，是因为我父亲死前几个月他刚好买了这家电影院的股票。因为这个关系我认识这里的工作人员，更重要的是，他们也认识我。

第一个双场电影从七点开始放映。我早就看过这两部电影了，它们一起放映共需三小时五十六分。

在走廊上，我看到了经理比尔·斯坦墨茨正在和一个漂亮姑娘调情。

我走过去跟他聊了大约五分钟，然后走进放映厅，在紧急出口边的一个位子上坐了下来。售票员偶尔会进来担任领座员，然后大部分时间都会在门外。

还差十五分就到八点整，我环顾了一下四周，发现一小部分观众坐在中间的位置，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电影。放映厅里，没有工作人员在走动。

于是我悄悄地从紧急出口溜了出去。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卡片，插进门缝，这样门就不会关上，可以保证我回来时可以顺利从这里进来。

诺玛和鲁斯·泰森正在客厅里等待着。那个男人显然很不安，他时不时紧张地看我一眼，好像我的脸是温度表。

诺玛倒很沉静。我在出让证书上签了字，泰森作为证人也签了字。诺玛递给我一个装满钱的手提包，但我没有费神打开它去数钱。

泰森拿出一份证券清单，诺玛也递给我几张纸，正是我要求的统计单据。我粗略地把这些翻了一下，然后折起来放进了上衣的口袋里。其实，我只要花点儿时间，就能搞到这些东西，不过我还是让他们俩做一些事情，才不会起疑心，也就不会猜到我真实的目的了。

“现在我要给你们一样东西，可以说是对你们辛苦劳动的报酬。”

我打开放在腿上的盒子，这是我进屋前从汽车行李箱里拿出来的。盒子里，是那把德国手枪。

我托起手枪，对诺玛说：“诺玛，你一定很乐意重新得到它吧？”

“当然。”她回答着，然后站起身，第一次露出微笑。

“诺玛，你微笑的时候真迷人，虽然有些邪恶。”

她微笑着向我走来，而我则掉转枪口，扣动扳机——我向她开了三枪。诺玛就像被一只看不见的巨手打中一样，踉跄着向后退去。

她刚一倒在地上，我立刻就把枪口对准了泰森。他吓得眼睛瞪圆了，像一只落水的小狗，全身都在发抖。

“泰森，”我说，“好好看看她。你不想像她一样死吧？”

他飞快地低下眼睛，瞥了一眼地上的尸体。此时的泰森连话都说不出来，只是拼命地摇头，表示他不想死。

我说：“泰森，如果你不照我说的做，你马上就会和她一样。”

“什么事都可以，”他呜咽着说，“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真正杀害我父亲的凶手是诺玛，你只是他的工具，”我安慰他说，“她其实只是在利用你，对吗？”

“对，”他声音颤抖地说，“她利用我，我……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我无法抗拒她。”

“说得对。所以我要给你一次机会，我要你写一张便条，承认你——和诺玛，杀了我父亲。然后你带上这十万元，夹着尾巴赶快从这里离开。如果你被抓住，那你就完了。我会否认你的指控，便条将会证明你的罪行。但至少在那之前，你得到过一次幸存的机会。这样公平吗？”

他使劲点头：“非常公平。”

我带他走到客厅的桌子，让他自己打开抽屉，拿出我父亲的纸笔。我转到桌子的另一边，举枪对着他。枪口离他的太阳穴只有一英寸。

“拿起笔，”我命令他说，“一字一句都照我说的写。”

然后我口述道：

“我不得不惩罚诺玛，因为她逼我杀了鲁道夫·克鲁格。她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控制了我，我无法抵抗。她的声音在我脑海里低语，让我去杀人。现在我不得不终止这个声音——愿上帝保佑我！”

“这个便条好像很怪。”我说，“却也符合眼下的情形。如果你被抓到，你可以说自己精神不正常。现在签上你的名字！”

他一签上名字，我立刻将枪口靠前，顶住他的太阳穴，并按下扳机。

我擦好手枪，把泰森的指纹按在上面。然后，我把一支铅笔插进枪管，挑起手枪，扔到他晃动的右手下。

我拿起手提包，现在那里面除了装着十万元现金，还放进了出让证书和装手枪的盒子。我走出大门，钻进汽车，没有打开车灯，就这么开走了。

此后，我顺利地回到电影院，没有人看到我。散场的时候，我又和斯坦墨茨聊了几分钟，话题就是刚才的两部电影，我还接受了他对我失去父亲的安慰。

最后，我拍了拍多丽的背，笑着离开了。

这些精心设计的用来证明我不在场的办法，全都白费了。

我根本就没有受到任何怀疑。

几天后，在我还陶醉于胜利的喜悦时，我接到了温斯特罗姆警官的电话。

“你搞错了。”他说。

“这是什么意思？”我觉得后背泛起一丝凉意。

“你搜索你父亲的房间时，没有发现最让人不可思议的证据。如果你及时发现的话，陪审团毫不犹豫地就会判他们俩有罪。当然，现在这没有什么关系了。不过我认为你会觉得这非常有趣，克鲁格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