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差日本酱油比中国酱油要贵十倍以上

到底要在这里过日子,家里的安徽小保姆买米,都是一口袋一口袋的。

范妮看到了日本酱油,果然比她带来的中国酱油要贵十倍以上,这让范妮高兴,好象拾到便宜一样。因为想到自己有酱油,她买了一块肉,她想要做红烧肉吃,因为不想将肥肉扔掉,她特地挑了瘦肉多的剥皮小蹄膀。到结帐的时候,她才发现那块肉贵得让人不能置信。等回去煮了,她才发现那块肉又白又硬,如同木头,而且一点没有猪肉的香味。范妮在上海并不下厨,所以她以为需要用文火笃,但是过了两个小时,那块肉在没有油花的酱油汤里越缩越小,也越来越硬。范妮从垃圾袋里找回那块肉的包装,拿了本词典一项项查过来,这才发现那上面的Turkey,并不是和土耳其有关的产地,而是“火鸡”。她原来买的是一块美国人圣诞节和感恩节吃的火鸡腿,根本不是上海小菜场里的热气剥皮小蹄膀。范妮发现自己从来没有学过“火鸡”的英文。

范妮努力将那烧不烂的火鸡腿咽下去,她不想将木渣一样的火鸡肉倒到马桶里冲了了事,大概不想浪费,也不想确认自己的失败。火鸡肉用中国酱油红烧以后,嚼在嘴里,象微微烧焦的老树枝,用饭裹着,一口口地吞下去。范妮的心情渐渐开始恶劣起来。她把自己的公寓弄得到处都是中国酱油的气味,在没有混合足够的脂肪和肉香,也没有加进去足够的糖和黄酒的时候,中国酱油会发出有点苦涩的焦臭,努力吃饭的范妮觉得自己快被熏晕了,一阵阵的恶心泛上来。她的胃里还感到饿,可她吃下去的东西都堵在嗓子口,随时可以张嘴吐出来。

她吃了些榨菜,才勉强把它们都赶下肚子里去。她想起来妈妈说的话,榨菜是世界上最落胃的东西,只要有榨菜,人就可以活下去。这时,范妮不得不承认,妈妈是对的。

下午找到婶婆在华盛顿广场边上的家时,范妮觉得自己的头还在一阵阵发晕,这时正是上海时间的下半夜,她在棕色砖墙的房子前走过,好象走在睡梦里。也是前进夜校的同学说的,到了美国以后一定会有一个星期左右的时差,这时候,不可以按照你身体里那个还在上海时间的生物钟去睡觉,一定要按照美国时间作息,这样才能将那个身体里面的生物钟调整过来,适应美国。范妮做得很努力,拼命地在熟睡和晕旋中挣扎着四处走动。

婶婆住的是一个干净的老公寓。范妮一推门进去,里面一股热气带着咖啡气味扑来,还有加了芳香剂的清洗液的味道。美国室内的暖气,高到许多人都只穿汗衫。范妮在电梯里打了一个大大的恶心,她闻到自己胃里存着的红烧火鸡味道。寡淡的火鸡肉衬托出了中国酱油烧焦木头般的难闻气味。

婶婆正候在电梯口等着范妮。她是个小个子的老太太,她眉毛细得已经看不见了,用眉笔高高地挑上去,再弯弯地顺下来,贤淑又有风情。楼道里有点暗,范妮头昏眼花,可她还是用力看着婶婆,看到她嘴唇上的大红唇膏,范妮想起《良友》画报里的女人。“Alice年轻的时候也能算得上是个美人。”叔公对范妮说过,“她教养好,又很摩登,一口好英文。”她身上穿着一件塔夫绸的长袍,象是从四十年代的好莱坞电影里走下来的人一样。

“我懊悔没有关照你,可以从广场拐过来就看见的那个Playground的门进来,那里最好找。”婶婆的嗓音很柔和,但是也很硬朗。她直直地站在那里,看不出曾经摔坏了股骨,不得不有九十天躺在床上,让骨头自己康复的经历,许多老人因为摔断骨头而失去活力,迅速死亡,但婶婆不但康复了,而且还保留着让范妮惊奇的女人的讲究和漂亮。接近婶婆的时候,范妮甚至闻到了婶婆身上淡淡的清香。

婶婆将范妮让进门来。她走得很慢,范妮伸手去扶她,她愿意表现出自己这个小辈可以照顾她的乖巧。但是婶婆挡开她的手,说:“我自己能走。”

范妮赶快收回手。

范妮告诉婶婆,美国海关将爷爷送给婶婆的浙江笋干翻出来充公的事情。婶婆将自己的眉毛挑得高高的,说:“他们就是专挑一看就是新到美国的人翻东西。”

婶婆点给范妮看她客厅里养着的绿色藤蔓。靠着窗台的那堵墙上,吊着一些透明的塑料绳子,上面爬满了绿色的藤蔓。那些室内的藤蔓原来是到马来西亚旅行,偷偷带回纽约的。“就放在我的coat里面,”她得意地说,那马来西亚的藤蔓,如今已经养了十多年了。

“我很抱歉,没有能把笋干带给你。”范妮再三表示抱歉,她小心地引导婶婆说上海话,她想,那么多年,她生活在美国,说英文,大概乡音会让她变得有点多愁善感,像那种抱着亲人痛哭流涕的老华侨那样。“你想上海吧。”

“不,不是真的想。”婶婆否认说,“就是想,也是想我年轻时代的那个上海,而不是现在的上海,我的上海已经消失了。现在上海对我来说,是一个比纽约还要陌生的地方。”婶婆随着范妮,说起上海话来。就象叔公说的那样,与爷爷说的口音有所不同。她的口音里面有一些“er”。但是,婶婆很快就又转回英文,婶婆说英文时的声音和说上海话的时候不一样,突然声音就低了下去,不象她说上海话时那么妩媚。好象她说英文比说上海话要更自在和自如,也更庄重。她呈现出和《良友》画报上的柔和的上海老式女人不同的硬朗。范妮的心里有点失望,也有点羡慕。

婶婆家的客厅里放满了中国古老的家具,鸡翅木椅子背上嵌着兽骨拼成的梅花,大青花瓶子里插着枯了的红玫瑰,在走廊上挂着山水的画轴。范妮突然想起来小时候看到过的东西。很小的时候,在弄堂里,上幼儿园回来,家家的大门都敞开着,从里面搬出东西来烧和砸,每家的屋子里,都搬出来那么多东西,象山一样堆着,被抄家的房子前,还有大堆的红木家具堆着,等待大卡车来搬走。那些东西,就象婶婆格林威治村的家,好看得有一点闷人。范妮以为婶婆的家会像茜茜公主的宫殿,是巴洛克式的但没有想到会是一个有红木家具的客厅。范妮其实从来看到过用中国的老式家具布置出来的客厅,在走进纽约的婶婆的客厅以前。

爷爷早在郎尼叔叔出事以后,就将家里的整套红木家具送到旧货店里去卖了,将奶奶的钢琴送给了街道办的幼儿园。那钢琴是奶奶的陪嫁,是一个从奥地利来上海的犹太制琴匠用手工做的,琴的共鸣箱底,还有他的签名。还是维尼叔叔后来带范妮到那家街道幼儿园去,指给她自己家的琴。幼儿园的老师们都知道这件事,看到他们来了,都主动带他们到放着钢琴的屋子里去,好象同情他们对钢琴的感情。钢琴盖上,被人放过热茶杯,有点烫坏了,老师用胖胖的手指抚摩着那个印记,很抱歉的样子。爷爷甚至把家里的一楼主动送给国家,由房产局作为国家拥有的房屋,分配给了一户教师住。在范妮的记忆里,家里从来都是漆了棕色油漆的普通家具,大衣橱的镜子也和别人家一样是变形的,因为质量低劣。然而,当弄堂里抄家声响成一片时,她家是弄堂里最干净,也是最安静的人家,即使是楼下的教师家,也有学校的红卫兵来抄过家。那时候,家里人提心吊胆,怕也被人抄家,爷爷逼着维尼叔叔将他存着的唱片统统送走,连英文词典也送走。但是,家里却一次也没有被人来抄过。说到底,爷爷是个埋头画图纸的老助理工程师,从来没被走资派重用过,平时就像块铺在路上的石子一样与世无争。过后,维尼叔叔一直心疼被那些烧掉,扔掉的东西,维尼叔叔认定它们再也找不回来,也再买不到了,就象那个旧社会一样。但爷爷从来不置一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