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房子西餐馆的家宴范妮将自己的肩膀缩起来（第2/3页）

一家人喝光了为范妮去美国而开的红酒。

吃完饭出来，天又开始飘毛毛雨，路灯下的街道此刻湿漉漉的，下班的高峰过去以后，没有什么夜生活的上海街头，几乎没有行人。叔公叫了三辆出租车送大家回家。爷爷拉了范妮一下，让她和自己一起乘最后一辆出租车走。看着前面的两辆出租车朝长乐路拐进去了，爷爷和范妮才把停在路边等他们的出租车打发了。范妮将手插到爷爷的臂弯里，那里总是干燥而温暖的。爷爷常喜欢晚上散步，要范妮陪着去。范妮和爷爷一起去散步的时候，就这样把手插在爷爷的臂弯里，爷爷就把自己的胳膊夹一夹，象是握住范妮的手。

夜晚的毛毛雨，不是一滴滴下的，而是象雾那样漫天飘拂。慢慢的，头上和身上就湿了，用手一抹，满手都是湿湿的水气，头发慢慢也会耷拉下来，贴在头上。爷爷和范妮向长乐路走去。

长乐路上大都是住宅，沿街面的，是多年失修的旧洋房。朝南的有一个花园。一眼望过去，一些灯光是从紧紧关着的木头百叶窗里透出来的，远看，那些房子简直就象是空关着的一样。有的窗子开着百叶窗，里面爬出来的灯光，照亮短短的窗台，还有晾在窗沿下的衣服。蒲园是条大弄堂，里面的洋房也带着花园，能看到花园的围墙里伸出夹竹桃和冬青树湿淋淋的枝条。这都是范妮从小熟悉的街景。这雨中的安静，让范妮心里轻松了一点，象穿了一整天高跟鞋的脚，终于插到了已经穿歪了跟，所以跟脚极了的拖鞋里。她真的想静一静，可今天，一向缄默的爷爷却想说话。

“你现在到美国，20小时的飞机就行了吧？”爷爷问，“比我们那时候要快得多了。我到纽约，正好在战时，坐船。从上海到印度的加尔各答，然后换火车，从加尔各答到孟买，就象我们的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从那里上的是美国海军的运货船，我也不知道怎么会上美国海军的船，从印度到南非，才到纽约。路上要走50多天。惊涛骇浪。船上没几张唱片，天天放《You are my sunshine》，离纽约近了，能听到美国电台的广播了，第一听到的，就是美军进攻欧洲大陆，罗斯福总统在电台里带领美国人民为军队祈祷。那个国家，人人爱国，团结一心，处处都有自尊和尊严，清清爽爽。而我们上海，有钱人天天怕日本人和特务来敲他家竹杠，最后吓得精神失常，自己跳楼自杀。”

范妮心里虽然为爷爷竟然有这么好的记忆而吃惊，但她默默地听着，什么也没表现出来。

爷爷又说：“叔公说，我的爹爹，因为家里是世代的天主教徒，为天主堂做点事，所以几代人的小时候，都会说些英文，所以也有机会到上海的洋行工作，后来成了上海数得着的代理商，钱多到国民党要敲竹杠，日本人要敲竹杠，黑道要绑架，只好把自己的房子盖到巡捕房的贴隔壁。要是没有机会，我们家还不是宁波乡下的一个乡下人。一个人的一生，机会是最重要的。没有机会，什么都没有。”

这是爷爷第一次对范妮说到曾祖父的发家史，还是借用叔公的话。爷爷从来对王家的家世不置一词，范妮隐约听到过，王家的发家，和美国洋行有很大的关系，那时的美国洋行做过两件让中国人痛恨的事情，一是贩卖鸦片到中国，二是贩卖劳工到美国。但范妮并不相信，因为中学的历史书上也是这么说，赵丹演的电影里也是这么说，而她，从来就对宣传反感。她从来不问，但她知道爷爷了解一些真相。因为有一次家里的客人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电影演员上官云珠对她的女儿说过，有些事情，还是不要知道的好，不说，是为了保护她。爷爷听了，表示过赞同。而别人也对范妮说过，爷爷是只老狐狸。

范妮想，爷爷没有说的是，他这样一个NYU的高材生，专修船舶电机的工程师，因为没有机会，一辈子都没能独立负责设计过什么。爷爷不说，她范妮也不能明说。这就是他说的栋梁变朽木。

“从前旧社会，美国洋行鼓动中国人到美国去，你晓得用的是什么名头？他们说，美国遍地是黄金。正好在美国西部发现了大量的金矿，全世界晓得消息的人，都涌到美国的西海岸去。所以，我们中国人将San Francisco叫作金山。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特地去那里找过中国劳工的遗迹，当时从美国东部到西部去挖金子，路上要走接近一年的时间。我去的时候，只要几个小时的飞机。挖金矿的人里面，就是中国劳工最能吃苦，挖到的金子也最多，让其他的人妒忌。真的也有不少人，发了财。我看到当时的中国杂货店里还有买鸦片的地方。”爷爷说。

“我晓得了。”范妮答应爷爷。但范妮想起来，历史书上说，是中国的买办伙同外国人将中国人贩卖到外国去，他们一起骗中国工人说，外国遍地是黄金。其实，劳工到了美国，就去修铁路了，好多人累死在美国西部的铁路上。范妮疑神疑鬼地想，莫非王家的祖上还贩卖过人口？

“你一定要打起精神来。”爷爷夹了夹范妮的手，“只要你一看到纽约的蓝天，就会精神起来的。”爷爷摇了摇头，“我一辈子再也没有见到有比纽约还蓝的天，太阳亮得你睁不开眼睛。”

长乐路上，路灯黄色的灯光在如雾的冻雨里，象印象派的画一样迷迷蒙蒙。有人穿在黄色的塑料雨衣里骑车而过，象被大风刮下楼去的衣服一样无声而迅疾。失修的人行道上有一个个小水洼，在暗淡的路灯下亮闪闪的，要到天亮，才会看到那里都是污浊的黑水。爷爷和范妮都知道，当踩到摇摇晃晃的石板，就轻轻抬脚，摇晃的石板下面已经积满了雨水，重重踩过的话，石板会把下面的水都溅起来，弄得满脚都是水。范妮拉着爷爷的胳膊，让过一块块人行道上松动或者碎掉的石板，尽量不弄脏自己的鞋。

“我就是怕你从小见的多了，又和维尼亲近，受他的影响太大，不懂得要抓住机会。维尼没有机会受教育，所以目光短浅。你一定要记住，现在你等于是第二次投胎，范妮，就把从前的事全部都忘记。”爷爷说。

“好的。”范妮答应着说。

经过长乐路，淮海路，复兴路，远远地看到自己家的弄堂了。弄堂口的小房子是一家浙江裁缝店，裁缝店的窗子上亮着黄色的灯光。范妮这次出国的一些衣服，就是自己拿了样子，给浙江小裁缝做的。小裁缝的房间里整天开着一只小半导体，他也需要有一搭没一搭的音乐。裁缝店后面没有路灯的弄堂，就是范妮长大的地方。这条弄堂里有十二栋带小花园的新式里弄房子，里面有一栋，本来是范妮家的，那是当年曾祖父给爷爷结婚的房子。现在一楼住的是文化大革命中搬进来的人家，当时爷爷自动把一楼交给了房管所。留下了二楼。从前，一楼是家里的客厅，餐厅和爷爷的书房，但范妮并没有见过那时的房子，也没有见过奶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