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第2/3页）

也有让我感到滑稽的时候。有一天下午，我来到建国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间昏暗的大屋子里，参加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的一个聚会，在等待赵紫阳的智囊团成员之一的严家其时，我看到几个人在指责一家报纸的副总编辑，这家报纸刚刚发表了一份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的声明，这几个人的不满是因为他们在声明中的署名位置太靠后了，在他们前面的署名里有几个人没有他们的名气大。他们责问，为什么把没有什么名气的人放在他们前面？那位倒霉的副总编辑一再解释不是他们的责任，甚至道歉的话也说了，可是这几个人还是不依不挠。直到严家其的出现，这出闹剧才算结束。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严家其，以后没再见到过他。我清晰地记得那天下午的情景，这位当时能够经常见到赵紫阳的著名学者，心事重重地走进了这间昏暗的大屋子，人们安静下来，严家其带来了一个坏消息，他声音低沉地说：「紫阳住院了。」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政治人物只要是以身体有病的理由住到医院，就意味着失去了权力，或者意味着躲避了起来。严家其带来了赵紫阳住院的消息，那间大屋子里的知识分子们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有人开始悄悄地溜走，然后这些知识分子就像是落叶在秋风中散落那样离去了。

天安门事件之后，赵紫阳销声匿迹，直到二00五年逝世，新华社才为这位重要的政治人物发布一条简短的新闻：「赵紫阳同志长期患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多种疾病，多次住院治疗，近日病情恶化，经抢救无效，于一月十七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五岁。」

在中国，就是一位退休的部长去世，官方的报导也比这条新闻丰富得多。这条新闻里没有介绍这位党和国家前领导人的生平，也没有提及遗体告别的日期。可是生活在北京南站的一个上访者的群体，却知道赵紫阳遗体告别的日期。我不知道这个中国社会里最为弱势的「人民」是透过什么渠道获得的，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去向赵紫阳的遗体告别，警察理所当然地将他们拒之门外，因为他们没有遗体告别的准入证，他们就在外面拉开横幅，缅怀和悼念赵紫阳。

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上访者，是中国社会腐败的牺牲品。他们遭受了各种冤屈和欺压，他们曾经满怀希望诉诸法律，希望中国的法官们能够还给他们公正，可是中国司法的腐败让这些人对法律完全绝望了。他们来到北京上访，期望更高级别的官员可以为他们伸张正义。这些人被称为是中国的「司法难民」。

中国有一个建立在法律之外的信访制度，让蒙受不同冤屈的人有一个残存的希望，让腐败和司法不公的受害者幻想还有清官的存在。这是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的人治传统的影响，人们对清官的期盼超过对法律的信任。这些上访者倾家荡产地东奔西走，梦想着有一天会出现某个清官为自己伸张正义。二00四年的时候，中国官方公布的上访案件已经高达一千万起。这些上访者的艰难生活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他们忍饥挨饿露宿街头，像乞丐一样被警察到处驱赶，还被少数生活优越的知识分子称之为精神病人。

就是这样的一个弱势的「人民」，二00五年一月的时候来向赵紫阳的遗体告别了。他们认为赵紫阳是「中国最冤的人」，比他们还冤。他们虽然饱受冤屈，可是还有上访的机会，他们说冤枉的赵紫阳都「无处上访」。

五月底我回到浙江，处理完家事，六月三日下午坐上火车返回北京。我躺在硬卧车厢的上铺，听着车轮在铁轨上发出的隆隆响声，车厢里亮起了灯光，我知道黑夜来临了。那时候我觉得这场漫长的学生运动就像马拉松，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可是清晨我醒来的时候，火车接近了北京，我听到车厢里的广播响起，播音员激昂的声音让我明白部队已经进入天安门广场了。

六月四日的枪声之后，无论是北京的还是外地来的大学生开始撤离。我清晰地记得那天早晨走出北京站时人山人海的情景，当人们大规模撤离北京时，我却不合时宜地返回了北京。我背着旅行袋茫然地走出火车站前的广场，与蜂拥而来的人群不断相撞，我意识到自己也会马上离开这里。

我是六月七日离开的，当时因为上海的一列火车被烧毁，京沪铁路的交通暂时中断，我计划坐火车绕道去武汉，再从武汉坐船回到浙江老家。我们几个人坐在一辆雇来的平板车上，沿着长安街前往北京站。几天前还是沸腾的北京，几天后已是满目冷清的景象，街上几乎没有行人，一些烧毁的汽车还在冒着残存的黑烟，经过建国门立交桥时，一辆坦克驻扎在桥上，炮筒威风凛凛地对着弱不禁风的我们。到了北京站，在拥挤的售票窗口互相推搡，费尽力气终于买到了站票，那时已经没有座位票了，进站时受到执勤军人的严格检查，确定我的脸不像通缉令上所有的人像后，才放我进去。

我从来没有坐过如此拥挤的火车，车厢里全是逃离北京的大学生，人和人挤在一起几乎都没有了缝隙。麻烦的是，火车驶出北京一个小时后，我必须去一趟厕所，我使劲往车厢厕所的方向挤过去，挤到一半的路途时，我知道挤过去也没有用了，我听到有人吼叫着使劲拍打厕所的门，可是厕所里也挤满了人，里面人的喊叫着说门无法打开。我只好将尿憋了三个小时，到了石家庄我立刻下车，出站后先去了一趟厕所，然后找到一个公用电话，给当时石家庄的一家文学杂志的主编打了一个请求援助的电话，这位主编在电话里听完我的讲述之后说：「现在这么乱，你哪里都别去了，住下来给我们写小说吧。」我在石家庄住了一个多月，心猿意马地写着小说。最初的时候，电视上每天都在播出抓到了通缉令上的大学生，而且是以滚动的形式反复播出。这样密集的滚动播出，以后只有在奥运会期间中国运动员拿到金牌时才会出现在电视上。我身处他乡，在陌生的旅馆房间里，看着电视上被捕大学生茫然的表情，听着播音员激昂的声音，我感受到了什么是恐怖。

突然有一天，电视的画面完全变了，没有了抓到通缉学生的滚动画面，也没有了得意洋洋的解说。虽然抓捕行动仍然在进行，可是电视的播出重新回到了我熟悉的画面：我们的祖国到处都是繁荣的景象。播音员的声音，一天前还在慷慨激昂地控诉被捕学生的种种罪行，一天以后就变成了喜气洋洋地歌颂祖国昌盛的腔调。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天安门事件从中国的媒体上销声匿迹，就像赵紫阳的销声匿迹一样，以后我也没有看到过有关它的片言只语，好像这个事件从来没有发生过，它被彻底摒弃了。即便是经历过一九八九年春夏游行的人，也似乎淡忘了，可能是后来的生活压力让他们无暇回忆往事。二十年过去以后，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出现了，就是在今天中国年轻的这一代里面，很少有人知道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就是知道的人，也是含糊不清地说：「听说有过很多人的游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