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集团

1

整整坐了一夜火车。火车终点站离那个“环球集团”的所在地还有整整一百公里。杂志社曾给那个集团的办公室打电话，他们要用车接我，被我拒绝了。他们当然不会理解，想不出我这样做的缘由。其实我不过想自由自在地来去：每次出门都独往独来，看上去好像为了把各种麻烦减少到最低限度，实际上却是由于一种特别的需要——我只想离开，只想走出这座城市并撒开腿大走一场——像个真正的地质人那样一直地走下去，直走个昏天黑地……那片原野啊，那片苍茫啊，是无边的苦汁汇成的海洋；而我，就是一条漫游的鱼，出城后只渴望游动和畅饮。

可是出人意料，就像恶作剧一般，这次一出车站就看到了接我的一块牌子。一辆蓝色轿车停在旁边。接我的人二十多岁，留着小胡子，剪了短发，很利落的样子。他不冷不热地跟我握手，嘴里一连串“欢迎欢迎”、“总裁派我来的”等等。

我有些不解，忍不住问：“‘总裁’就是‘董事长’吗？”

“一样，一样吧。”

我发现当他说到“总裁”两个字时，脸上有无论怎么也掩饰不掉的贱坯子气。这时轿车里走出了司机，这家伙膀大腰圆，屁股沉甸甸的……

轿车开得飞快，在平坦的柏油路上一阵狂奔。车里放着怪声怪气的西方摇滚，好像是一个外国歌星。我听不懂歌词，只觉得那种咆哮让人有一种不祥的感觉——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无论是城里还是乡下，大街小巷里都充斥着这种咆哮：西方人的咆哮。

只用了一个多小时，我们的车子就拐进了一片别墅群。一看就知道这个居住区刚刚建起，到处是水泥抹过的簇新痕迹。小区很整齐，可惜没有像样子的树，给人一种十分干燥的感觉。来到一个爬满了葡萄藤蔓的小庭院，车子“嚓”一声停下。院内一个老太太一边往外走一边解着围裙，冲那个跳下车的小胡子用力一笑，走过来。

这原来是一个招待所。我被引进了一个套间。小楼里有好几套类似的房间，都空着。

坐下后年轻人自我介绍：“我叫小金。”我立刻想到那个总裁也姓“金”。小伙子解释说他们原来的村子就叫“金家庄”，后来才改成了“环球集团”——近来又要改名字，改成“金星集团”：“这个名字才好！报上说了，我们集团实际上就是北方的一颗‘金星’。”

女服务员进来，递上冒着热气的、洒了香水的毛巾，又递上茶。我发现客厅里挂着许多低俗不堪的“名人字画”，让人想起一片片脏里脏气的破布。我知道他们都喜欢这些东西，每年都要招徕一群所谓的“书画家”，让他们在这儿白吃白住，临走时就留下这么一堆所谓的“墨宝”。

我一边喝茶一边琢磨：大概他们把我也当成了那些人的同类。不过我不会给这里留下一张“破布”，而是别的什么东西，它或许更脏。也许在我给他们制造包装破烂的那种“金箔纸”的时候，我自己也要变成一堆破烂。老天，这样的年头啊，一个人一旦有了洁癖还不如马上自杀，因为最后你什么都不能容忍，你不甘心亲手往自己身上抹脏东西，那是天底下最臭的东西。

小金他们走后，我想一个人在别墅区走一走。我弄不清整个这一片是否都作了招待所，如果这样就未免太奢侈了。遇到一个清洁工模样的人，问了问才明白，原来只有我住的那幢小楼前后三处是招待所，其余大部分是集团领导的宿舍楼。我问：村里其他人住哪？

“北边，他们住北庄。”

我明白了，这儿就像我以前见过的那些“大企业”和“大集团”一样，头目们往往要离开原来的村子，到不远的地方建一座“贵族村”；当然，随着财富的积累，贵族村容纳的人也会越来越多，但绝大多数人还是要住在原来的老地方。这几乎是一个普遍现象。奇怪的是有一些搞报道的贱坯子却故意要忽略这个事实，大肆宣扬所谓“共同富裕”的奇迹。他们对近在咫尺的巨大差异不闻不问，或者是一对贱坯子眼根本就看不见。

站在别墅区举目四望，到处都是讨厌的水泥和陶瓷贴片：没有袒露泥土的地方，没有绿色，连一棵草都没有。人走在路上鞋子磕地响，让你想起水泥下边有被密封起来的活物，让你想起有新嫩的什么根脉在底下艰难地挣扎，直到憋死——往前走着，猛一抬头看到了一块刚立上不久的路牌，它让我愣了一下，揉揉眼好好看了一会儿。因为我不相信，不相信眼前的这个路牌上真真切切写了这样三个大字：橡树路。老天，这儿也有“橡树路”？做梦吧？可这是真的，尽管这里连一棵橡树也没有，别的树也没有。我好像渐渐明白了什么，这里有无“橡树”并不重要，因为这和城里那一拨后来住进橡树路的人一样，他们压根儿就不喜欢树。他们喜欢的只是那个名字：橡树路。

从“橡树路”走开，渐渐转到了“工业区”。那儿有纺织厂、印染厂，还有一家“家用电器厂”。空中流动着说不清的气味，鼻子黏膜很快就感到了不舒服。来来往往的大多是妇女和十六七岁的年轻人，还有一些十岁左右的孩子——我原以为他们是放学后来这儿玩的，问了其中的一个才知道，他们都是这儿的工人——童工！

我问他：“你是哪儿来的？”

小家伙口音怪异，要听懂他的话很费力。这马上使我明白了，他来自很远的省份。旁边一个人告诉，这里雇用了三分之二的外地人，他们大都来自那些最贫困的地区，月工资只有三四百元，尚且包括各种各样的所谓“补贴”。

一个小姑娘说：他们车间里所有的头头脑脑都是本村的人，他们的工资大约是外地人的十倍，而且还有“职务补贴”——实际上是不同的“酬劳”。

我记得在别的地方也见过类似的情况。这一直是集团老总们最得意的计谋之一：不声不响地调动起整个村子的拒外心理，使村里人普遍产生出一种优越感和骄傲之情；外地人虽然明知自己受了盘剥，只可惜身在异乡毫无办法，敢怒而不敢言，只有几个人凑在一块儿吐吐肚里的苦水。

前边挂了一个橡胶厂的大牌子，同时一股刺鼻的焦胶味越来越浓。

走进车间马上可以看到，这里的设备简陋到让人吃惊的地步，百分之九十的工作全靠手工。在一些黑色胶布前面一溜坐了几十个童工，一人一个马扎，手里不停地忙着，手指动得飞快。由于长期接触腐蚀性物质，每只手上都贴满了胶布。因为要赶定额，他们干的是计件活，所以一些劳保用品根本不能使用，如果戴了手套，做起活来就要慢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