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第2/2页）

我也了解了有名的葛根庙事件。1945年8月14日，日本开拓团1200余人及其子女逃到当时兴安南省喇嘛敬寺院葛根庙附近，据说遭到苏联军队十五六门大炮轰击，有的家族用手榴弹自决，当下便死去千余人。有个叫大栉的孩子，被过路中国妇女救护，可谓死里逃生的幸运者。

“中国残留孤儿”这是十奇怪的，不能细细推敲的字眼儿，这个字眼儿自1980年以来却风靡了整个日本，从北海道到长崎，没有谁不知道这个词儿。当年残留在中国的日本孩子，现在都已成了人之父母，有的已经抱上了孙子，决非能以“儿”来论了。日本人“出于民族亲爱感”将他们称为“中国未归还同胞”。不料，又引起中国人在字面上的异议，“未归还同胞。是我们抢了你们的还是怎么的？话得说请楚。”这一说清楚，便出现了“中国残留孤儿”这个不伦不类的叫法，连日本人也说，孤儿们不仅在祖国的双亲有可能健在，就是在中国养育他们的父母也大都健在，叫“孤儿”实在欠严密。

对残留孤儿回国定居的态度，我先后采访了几十人，几乎与我接触过的日本人都被我认真地打问过，其中有工人、农民、职员、学生、家庭妇女，资本家、科学工作者甚至菜铺女老板……人五花八门，态度不一，看法也各不相同。最使我感动的是一次在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的一次聚会上，他们的高桥部长听我讲完战争孤儿们的遭遇后流着眼泪举起酒杯，说“中国人在自己最艰难的时候养育了敌人的孩子，这种无私的爱是举世无双的。中国的母亲是伟大的，是世界母亲的典范。为中国的母亲们干杯！”

日本厚生省1982年6月对永久归国定居的68人的生活实态做过调查，52%是与中国家庭分开以后回来的，其中八成离开了养父母，两成是与子女分离的，一成是与配偶分开而回国的。某种意义上来说，孤儿的回归又造成了新的家庭割裂……在日本，对双亲的抚养属道义问题，法律无法强制。但在中国，依《婚姻法》第十五条规定，“子女对父母负有抚养义务”，《刑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拒绝抚养，情节恶劣者处五年以下徒刑”……1984年3月17日中日双方达成六项协议，中心议题便是养父母的抚养问题，依着中国人的习惯观点，老有所养的问题不解决，一切认亲都是白搭。

回国定居的残留孤儿要想与日本社会相融电是十分不容易的，要付出艰苦长期的努力。语言的障碍，价值观的差异，生活习惯的不同，就职自立的艰难，是他们面临的一个又一个难题。其中不乏经过努力奋斗取得的成功者，例如李养顺、王家模那样的，当然也有不成功的，1979年3月，岩手县一归国女性因不习惯日本生活而投井自杀，1983年爱知县一回国妇人因语言方面障碍而投身飞奔的列车……对于已死的残留孤儿，我无法了解更多，仅能从报纸的字里行间，从家属讳莫如深，闪烁其辞的谈话中推断出一二。最后我不得不用文学形式对这一事实加以表现了。

更多更细致的工作是在回国以后，将大批材料进行筛选，消化，吸收，仅凭材料写出的作品未免苍白，于是在风雪严寒之际我又不得不从祖国的西北折到东北，走访在国内的残留孤儿和他们的家庭。在哈尔滨，我找到了当年在绥陵县处理日本难民工作的赵乃斌同志，采访了手表厂工人访日寻亲团团长杨树国同志，杨树国的妹妹是NHK的记者，兄妹俩是在寻亲的采访中相认的，妹妹受了母亲的旨意来寻找哥哥……感谢他们，无私地为我提供了大量丰富的素材。沈阳工人报和沈阳公安局的诸同志也帮我搜集材料，协助我一同采访，做了不少工作。

在日本，反映残留孤儿生活方面的书籍、文章已屡见不鲜。中野谦二的《中国残留孤儿问题》，管原幸助的《不用哭了》以及目前正在《文艺春秋》连载的反映孤儿问题的长篇小说都受到了日本各界的重视和欢迎。

只是日本人谈战争孤儿。

站在中国人的立场，用中国人的心理，用在中国生活了49年的“孤儿”们的心理来反映这一题材的作品却没有。毕竟是两个国家，诸多的条件制约了中国的作家。

我能有此机会，在日本，在中国不受约束地深入各地，应该说是得天独厚的，也是这些，促使我提起笔来……

提起笔竟又感到力不从心，我不是专业的作家，在文学创作上更非佼佼者，一只秃笔，几乎要折断了。

应该感谢我的朋友们，感谢日中友协方面的大力支援，感谢在日的中国留学生们，他们知道我，一个中国人，在写《中国残留战争孤儿》，纷纷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各种材料、书籍源源由日本寄来，数量之多、之经常，使得我周围一些同志热心地攒起了日本邮票……这本小书之所以能得以完工，是中日朋友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不过是将大家提供的几个典型人物的素材串成了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

作者

1998年10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