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献给少女杨柳

很久以来,我一直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我居住的地方名叫烟,我的寓所是一间临河的平房,平房的结构是缺乏想象力的长方形,长方形暗示了我的生活是如何简洁与明确。

我非常欣赏自己在小城里到处游荡时的脚步声,这些声音只有在陌生人的鞋后跟才会产生。虽然我居住在此已经很久,可我成功地捍卫了自己脚步声的纯洁。在街上世俗的声响里,我的脚步声不会变质。

我拒绝一切危险的往来。我曾经遇到过多次令我害怕的微笑,微笑无疑是在传达交往的欲望。我置之不理,因为我一眼看出微笑背后的险恶用心。微笑者是想走入我的生活,并且占有我的生活。他会用他粗俗的手来拍我的肩膀,然后逼我打开临河平房的门。他会躺到我的床上去,像是躺在他的床上,而且随意改变椅子的位置。离开的时候,他会接连打上三个喷嚏,喷嚏便永久占据了我的寓所,即便燃满蚊香,也无法熏走它们。不久之后,他会带来几个身上散发着厨房里那种庸俗气息的人。这些人也许不会打喷嚏,但他们满嘴都是细菌。他们大声说话大声嬉笑时,便在用细菌粉刷我的寓所了。那时候我不仅感到被占有,而且还被出卖了。

因此我现在更喜欢在夜间出去游荡,这倒不是我怀疑自己拒绝一切的意志,而是模糊的夜色能让我安全地感到自己游离于众人之外。我已经研究了住宅区所有的窗帘,我发现任何一个窗口都有窗帘。正是这个发现才使我对住宅区充满好感,窗帘将我与他人隔离。但是危险依然存在,隔离并不是强有力的。我在走入住宅区窄小的街道时,常常会感到如同走在肝炎病区的走廊上,我不能不小心翼翼。

我是在夜里观察那些窗帘的。那时候背后的灯光将窗帘照耀得神秘莫测,当微风掀动某一窗帘时,上面的图案花纹便会出现妖气十足的流动。这让我想起寓所下那条波光粼粼的河流,它流动时的曲折和不可知,曾使我的睡眠里出现无数次雪花飘扬的情景。窗帘更多的时候是静止地出现在我视野中,因此我才有足够的时间来考察它们的光芒。尽管灯光的变化与窗帘无比丰富的色彩图案干扰了我的考察。但当我最后简化掉灯光和色彩图案后,我便发现这种光芒与一条盘踞在深夜之路中央的蛇的目光毫无二致。自从这个发现后,在每次走入住宅区时,我便感到自己走入了千百条蛇的目光之中。

在这个发现之后很久,也就是一九八八年五月八日那一天,一个年轻的女子向我走了过来。她走来是为了使我的生活出现缺陷,或者更为完美。总而言之,她的到来会制造出这样一种效果,比如说我在某天早晨醒来时,突然发现卧室里增加了一张床,或者我睡的那张床不翼而飞了。

事实上,我与外乡人相识已经很久了。外乡人来自一个长满青草的地方,这是我从他身上静脉的形状来判断的。我与他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夏日的中午,由于炎热他赤裸着上身,他的皮肤使人想起刚刚剥去树皮的树干。于是我看到他皮肤下的静脉像青草一样长得十分茂盛。

我已经很难记起究竟是在什么时候认识外乡人的,只是觉得已经很久了。但我知道只要细细回想一下,我是能够记起那一日天空的颜色和树木上知了的叫声。外乡人端坐在一座水泥桥的桥洞里。他选择的这个地方,在夏天的时候让我赞叹不已。

外乡人是属于让我看一眼就放心的人,他端坐在桥洞里那副安详无比的模样,使我向他走去。在我还离他十米远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不会去敲我长方形的门,他不会发现我的床可以睡觉可以做梦,我的椅子他也同样不会有兴趣。我向他走去时知道将会出现交谈的结局,但我明白这种交谈的性质,它与一个正在洗菜的女人和一个正在生煤球炉男人的交谈截然不同。因此当他向我微笑的时候,我的微笑也迅速地出现。然后我们就开始了交谈。

出于谨慎,我一直站立在桥洞外。后来我发现他说话时不断做出各种手势。手势表明他是一个欢迎别人走入桥洞的人。我便走了进去,他立刻拿开几张放在地上的白纸,白纸上用铅笔画满了线条,线条很像他刚才的手势。我就在刚才放白纸的地方坐了下去,我知道这样做符合他的意愿。然后我看到他的脸就在前面一尺处微笑,那种微笑是我在小城烟里遇到的所有微笑里,唯一安全的微笑。

他与我交谈时的声音很平稳,使我想起桥下缓缓流动的河水。我从一开始就习惯了这种声音。鉴于我们相识的过程并不惊险离奇,他那种平稳的声音便显得很合适。他已经简化了很多手势,他这样做是为了让我去关注他的声音。他告诉我的是有关定时炸弹的事,定时炸弹涉及几十年前的一场战争。

一九四九年初,国民党上海守军司令汤恩伯决定放弃苏州、杭州等地,集中兵力固守上海。镇守小城烟的一个营的国民党部队连夜撤离。撤离前一个名叫谭良的人,指挥工兵排埋下了十颗定时炸弹。谭良是同济大学数学专业的毕业生。在那个星光飘洒的夜晚,他用一种变化多端的几何图形埋下了这十颗炸弹。

谭良是最后一个撤离小城烟的国民党军官,当他走出小城,回首完成最后一瞥时,小城在星光里像一片竹林一样安静。那时候他可能已经预感到,几十年以后他会重新站到这个位置上。这个不幸的预感在一九八八年九月三日成为现实。

尽管谭良随同他的部队进驻了上海,可上海解放时,在长长走过的俘虏行列里,并没谭良。显然在此之前他已经离开了上海,他率领的工兵排那时候已在舟山了。舟山失守后,谭良也随之失踪。在朝台湾溃退的大批国民党官兵里,有三个人是谭良工兵排的士兵。他们三人几乎共同认为谭良已经葬身大海,因为他们亲眼看到谭良乘坐的那艘帆船如何被海浪击碎。

一九八八年九月二日傍晚五点整,一个名叫沈良的老渔民,在舟山定海港踏上了一艘驶往上海的班轮。他躺在班轮某个船舱的上铺。经过了似乎有几十年漫长的一夜摇晃,翌日清晨班轮靠上了上海十六铺码头。沈良挤在旅客之中上了岸,然后换乘电车到了徐家汇西区长途汽车站。在那天早晨七点整时,他买到了一张七点半去小城烟的汽车票。

一九八八年九月三日上午,他坐在驶往小城烟的长途汽车里,他的邻座是一位来自远方的年轻人。年轻人因患眼疾在上海某医院住了一个月,病愈后由于某种原因他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去了小城烟。在汽车里,沈良向这位年轻人讲述了几十年前,一个名叫谭良的国民党军官,指挥工兵排在小城烟埋下了十颗定时炸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