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第4/5页）

在传染病院，尽管每天都有大批人死去，可是其总人数却仍在不断上升。然而，还有一些艰巨的任务，比如确保服务、维护纪律、按规定进行隔离等，简而言之，就是要维护或者建立卫生委员会规定的管理制度。因为，从一开始，正是由于许多病人恣意妄为，加上部分官员玩忽职守、疏忽大意，所有的一切才陷入了一片混乱。卫生委员会和十夫长委员会走投无路，只好求助于嘉步遣会修士，求助于教省代理主教（之所以这么称呼他，是因为他刚接替了前不久去世的教省主教）派一位能干的修士去管理那悲伤的王国。这位教省代理主教向他们推荐了一位名叫费利切·卡萨蒂的修士。该修士正值壮年，因自己的仁慈、热忱、温顺而又坚毅的性格享有很高的声誉。而随后的一切也证实，他的这种声誉是当之无愧的。他的助手米凯莱·波佐博纳利也是一位年轻人，此人严厉而又稳重，其面貌也是如此。人们都欣然地接受了这两位神甫。在3月30日这天，这两人便来到了传染病院。卫生委员会的总负责人带领着他们四处巡视了一番，为了便于他们任职，还召集了服务人员和各个阶层的官员，当着众人的面，大声宣布说费利切神甫将担任该传染病院的院长，享有最高而且无限的权力。随着该院患病人数的不断增加，其他嘉布遣会修士也纷纷来到此地。他们分别担任主管、忏悔神甫、管理员、护士、厨师、壁橱的看官者、洗衣员，总之，就是一切必要的服务人员。费利切神甫一直勤奋地、孜孜不倦地忙碌着，不分白天和黑夜地去视察走廊、病房，或者其他空旷之地。有时他带着一支长矛，有时又只系着一根苦带。他鼓励每个人，调解每一件事，以平息骚乱，解决纷争，恐吓、惩处、责备、安慰病人。他时时擦干眼泪，可泪水又时时忍不住流下来。不久，他也染上了传染病，病愈之后，他反而更加精神抖擞地去履行自己的职责。同时，他的许多教友也忘我地、不顾一切地工作着，可是他们却很开心。

诚然，这样专横严酷的治理，是一种非同寻常的权宜之计，异乎寻常的还有这场灾难、眼下这个时代。即使我们对这个时代知之甚少，但单是这一权宜之计便足以作为一个论据、作为一个例子，让我们了解到这个社会是多么的杂乱，管理又是多么的无序了。不过，提到这些修士时，我们应该怀有敬意和爱怜，怀有那种因人类对自己的同胞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在人们心中、在大众心中所激起的感恩之情，同样值得称道的还有修士们的大无畏的牺牲品质。为慈善事业牺牲自己的生命是明智而崇高的行为，在任何时间、任何形势下都如此。“倘若这里没有这些修士，”塔迪诺写道，“毫无疑问，整个城市都将毁于一旦，因为那些修士竟然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为了公众的慈善事业做了那么多的事情，他们从市政当局没有得到援助，或者至少可以说只得到了很少的援助，他们完全凭借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在传染病院里收容了成千上万不幸的人，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人们通过接触和交流不断传播这种疾病，顽固地否认瘟疫之人逐渐减少。这种疾病在穷人阶层里传播了一段时间后，便开始在较有地位的人群中蔓延开来。在这些人当中，最值得提及的是当时最著名的主治医生赛塔拉。人们至少说过这位可怜的老人的所作所为是合乎其理的，但是谁知道呢。他，连同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以及为他效力的七个仆人，都染上了瘟疫。他和其中一个儿子获救活了下来，其余的人都不幸去世。塔迪诺写道：“发生在城里显赫家庭里的这些案例，促使贵族家庭和平民家庭都反思起来，那些对此表示怀疑的医生和无知鲁莽的平民都开始紧闭双唇，咬住牙齿，瞠目结舌。”

不过，极端顽固者的计谋和报复心理常常迫使他们怀有希望，这种固执能够置理智和事实于不顾，直至到最后一刻。下面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那些曾经坚决怀疑他们身边或他们之中有潜在的疾病（而这种疾病又是通过自然途径传播开来导致重大毁坏）的人，如今再也不敢否认疾病扩散的事实，但仍不承认其是通过自然途径传播的（因为如果承认，就等于承认自己所犯下的巨大的错误）。他们迫切地想要找到疾病传播的其他理由，而且愿意接受呈现在他们面前的任何理由。不幸的是，当时不仅在意大利，包括欧洲的每一个地区的传统观念中，都认为是魔法在作祟：施魔法的人运用一些残忍的诡计，让人们通过传染性食物和妖术来传播瘟疫。在以前发生过的很多瘟疫中，尤其是半个世纪以前发生在米兰的那场瘟疫中，人们对这样的说法以及与此类似的说法半信半疑。稍作补充的是，去年由国王菲利普四世签署的一份公文发至米兰总督，公文里告知他四名被怀疑散布有毒物质和传染病毒的法国人逃出了马德里，并要求米兰总督时刻警惕，防止他们进入米兰。总督将这份公告汇报给了参议院和卫生委员会，当时并未引起他们的重视。然而，当瘟疫真正爆发的时候，当所有的人都意识到这是瘟疫的时候，他们才开始注意这公文里的信息，从而确认了是有人故施恶计，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对此类事件有所怀疑。

然而，有两件事（一是盲目的、失控的恐惧，二是我也说不清楚的恶劣伎俩）使很多原先只是含糊地怀疑存在某种罪恶企图的人开始真正相信是有人在故弄玄虚、制造恶端。5月17日晚，一些人似乎看到教堂里有人给用来隔离不同性别信徒的挡板涂上了油软膏，又把挡板和长凳搬到了教堂外面。尽管卫生委员会主席在四名成员的陪同下，闻讯赶来，察看了隔板、长凳和圣水池，但终究没找到任何能够证实这是有人故意放毒的证据。为了迁就别人的想象，他决定，与其说是出于必要，毋宁说是过于谨慎，只要将隔板重新清洗一遍就可以了。然而，这么多堆放在一起的物品使人们产生一种强烈的惊愕感，人们认为任何一个物品都是别人故意施毒的证据。据说教堂里的所有长凳、墙壁，甚至钟绳都被涂上了毒油膏。这不仅仅在当时得到了证实，同时代的所有记录当中都提到过这件事（有些回忆录是在很多年之后才撰写的），说法与此大体相同。要不是我们在圣费德莱的档案里找到一封由卫生委员会写给总督的信，我们便永远无法确定故事的真实性。

第二天早上，一副新奇的景象使市民们目瞪口呆。在城里的每一个地区，他们看到所有住宅的墙壁和大门都被涂上了一条长长的不知为何物的痕迹，有的是微黄色的，有的发白，就像海绵一样分散开来。这也许是为了制造某种更普遍的恐慌而搞的某种恶毒卑鄙的手段；或许是为了引起公众的混乱而实施的一个非常可怕的计划；或者是因为别的原因。事实证明，将这件事归咎于少数人实施的蓄意恶毒的手段，而不是归咎于人们的想象似乎要合理得多。事实上，这种事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可以说在每个年代的各个地方，都不乏后来者。里帕蒙蒂，这个经常嘲弄这次涂药膏事件以及对人们如此轻信此类事件感到悲叹的人，断言说自己曾经看到过这种石膏工艺，接着便描述了这一工艺。在上述所援引的书信中，卫生委员会的官员们以同样的方式讲述了这件事情。他们谈到对此事的视察情况，谈到了用那些涂料在狗身上做的实验，并证明这些根本不会导致不良后果。他们还补充说道，他们相信这种鲁莽行为并非邪恶的计划，而是由于无知而导致的结果。这个观点表明，到那个时候，他们仍保持着稳重的心态，无视那些不存在的东西。同时，同时代的其他记录也表明（且不去考证这些记述的真实性）许多人起初也认为这仅仅是一种恶作剧，并且没有任何记载说有人反对这一说法。倘若真有这样的人存在，那么他们一定会被一些人提及，而且被他们称作荒谬的人。我认为，把这件恶搞之事的细节（一部分鲜为人知，另一部分根本没人知晓）综合在一起加以描述也并无不恰当之处，因为在这么多人一起所犯的错误中，令我最感兴趣，也是最值得我去观察的是这些错误扩散的途径，以及它们闯入人们的头脑并支配他们思想的形式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