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第3/5页）

不过，这位士兵将瘟疫的种子留在了外面，这种子很快便发芽生长起来了。第一个被传染的人是该士兵寄宿过的一户人家的主人，他是一位长笛爱好者。随后，卫生委员会下令将该户人家的其余家属都送往传染病院，在那儿，他们大多数都陆续犯病，很多在不久后便死了，死因便是这明显的传染病。

在城内，该瘟疫已由上述提到的那个家庭，由其衣物和家具传播开来。按照卫生委员会的吩咐，要对该家进行搜查和焚烧东西之前，该家人的一些亲戚、房客及仆人，便悄悄保存了一些衣物和家具。再加上法规的缺陷，执行法规的疏忽，以及人们努力地避开法规，该瘟疫一直潜伏着，并且于该年剩下的日子和1630年最初的几个月渐渐蔓延到民众之中。随后，忽而在这个村子，忽而又在那个村子，陆续有人被确认染上了瘟疫，染上瘟疫的人又因此病而去世了。由于发病人数并不是很多，人们便不再怀疑是发生了瘟疫才导致那些人死亡的。渐渐地，人们越来越愚昧地认定，那并不是瘟疫，甚至觉得根本没发生过瘟疫。很多医生仿佛回应民众的呼声（在这种情况下，它也是上帝的声音吗？），对为数不多的人的不祥的预言和可怕的警告嗤之以鼻。每当那些医生被请去治疗染上瘟疫的病人，他们总是宣称其只是属于普通的病，是可以治疗的，而丝毫不管该瘟疫表现出何种症状和病象。

有关这些病例的报告也被送到了卫生委员会，不过，这些报告通常都被延误了，并且内容也不是很确切。出于对被隔离及传染病院的害怕，人们只能借助于其他错误的途径，偷藏病人，贿赂掘墓之人和那些年长者，另外还贿赂一些卫生委员会的下层长官和派出的验尸者，让其做伪证。

然而，只要一发现有染上该瘟疫的人，卫生委员会便立即下令将该病人的家隔离起来或进行焚烧，而其家人也被迅速送往传染病院。容易想象，卫生委员会的这一做法，会使得那些贵族、富商和低层人民有多生气、多不满。他们一致认定这一行为是既不合理又没用处的。他们将愤怒主要集中在两位医生身上，一位名叫塔迪诺，另一位名叫赛纳托雷·赛塔拉，后者是上文提及的洛多维科·赛塔拉医生的儿子。人们对这两人的愤怒达到了极点，以至于从那以后，只要他们一公开露面，便免不了遭受被辱骂或者被扔石头的攻击。这两人的这种特殊的处境一直持续了数月，而且也很值得记录下来。这两人看清了那日益迫近的大灾难，于是便想方设法，竭尽全力，试图将其消除。然而，他们不仅在最需要有人支持的地方遇到了各种阻碍，而且还成为了众人公共的仇敌，就像里帕蒙蒂所说的：“祖国的公敌。”

众人的愤怒也牵扯到其他医生身上，因为这些医生也确信那传染病就是瘟疫，还竭力将他们那痛苦而确切的发现告诉给其他人，并建议他们采取一些预防措施。那些谨慎之人则责备医生们，说他们听信了谗言，执拗得很，而大多数人则公然指责他们，说他们是在欺诈，是计划好了想借助公众的害怕来从中获利。

那位年老的医生洛多维科·赛塔拉已年近八十了，一直以来，他都是帕维亚大学医学系的教授，随后他成了米兰的伦理哲学家。他出版了许多本书，在当时有很高的声誉。此外，他还多次受到其他大学如因戈尔斯塔德大学、比萨大学、波伦亚大学、帕多瓦大学的邀请，去做学术讲座，可是他却一一拒绝了，这无疑使得他成为当时最富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不仅在学术界享有较高的声望，在生活中也是如此。人们尊敬他、爱戴他，是因为他有一颗仁慈之心，老是救助和接济贫穷之人。然而，有一件事，却扰乱和减弱了他的那些善举所为他赢得的众人对他的尊敬，而当时这事本身是应当更加增强和加深这种尊敬的，那就是这位可怜的学者竟赞同当时那种最致命的、最普遍的“偏见”，而且他还优先倡导那偏见。不过，他并未与众人分离开，可这却也带来了麻烦，大大地损害了他以其他方式获得的威望。然而，尽管他还享有较高的威望，可这不仅不足以使其战胜公众对瘟疫这一事件的看法，而且还使得他成为了广大百姓的仇敌和辱骂的对象，这些人很容易从评论转向实际的示威和行动。

有一天，当他乘坐着轿子去看望他的病人时，人群开始围绕在其轿子周围，大声责备他就是那些不顾一切，仍然宣称该处确实存在瘟疫的那些医生们的首领，还说是他使得全城的人民处于恐慌之中，因为他总是皱着眉，拖着粗浓的胡须，所有这一切均是为了使医生们从中获取暴利。人们越来越多，大家的愤怒情绪也愈演愈烈。因此，那些轿夫一看见形势不对，便立即抬着自己的主人躲进一个朋友家——庆幸的是，幸亏有个朋友的家就在附近。他之所以遭遇到这一围攻，只是因为他清楚地预测到，并且向众人陈述了瘟疫这一事实，为的是想将他那千千万万的同胞们从瘟疫中解救出来。而有一次，正是由于他悲叹的建议，才挽救了一位可怜的女孩。这女孩曾备受人们的折磨，遭受了很多的痛苦。她被众人当作女巫准备活活烧死，而仅仅只是因为这个女孩的主人得了极其严重的胃病，时刻遭受着病痛的折磨。而该女孩的另一个主人，却死心塌地地迷恋上了她。这事，使得他重新获得了众人对他的敬重，大家大赞他，说他十分聪慧，他也因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新的值得颂扬的头衔。

可是，到了三月底的时候，病倒和死亡的人数开始陡增，最先发生在东门一带，随后发展到城里的所有街区。病人伴有痉挛、心悸、嗜睡、昏迷等奇怪的症状，同时全身还出现了乌青的斑点和肿包。患病之人在得病之后大多很快便死了，有的甚至没有任何患病的征兆而突然猝死。原来那些否认这是传染病的医生，如今仍然不愿承认他们曾经嘲笑过的东西，可是又不得不给如今这到处肆虐、触目惊心的疾病取一个属名，于是只好将其称作恶性热病、传染热病。这自然是一种可怜的权宜之计，一种自欺欺人的文字游戏，带来了极大的害处，因为，尽管这一做法表面看来是承认了事实，但它仍然没有使人明白，这是一种通过接触传染的瘟疫，而承认和看到这一点是最紧要的事。当地的官员仿佛刚从沉睡中苏醒过来一般，开始或多或少听点卫生委员会的呼吁和建议，执行他们的公告以及关于查封住所和检疫隔离的决议。委员会还不停地申请经费，以维持传染病院因为新增的医护行动而不断增长的日常开支。为了筹款，卫生委员会向十夫长委员会提出申请，而钱的事还有待执政官们作出决定（我相信他们是永远不会作出决定来的，顶多是走走过场而已），到底该由当地政府还是由大公国的财政开支。虽然贡扎罗总督再次率军出征，围攻可怜的卡萨莱去了，但首席大臣安东尼奥·费雷尔奉他的命令，也频频向十夫长委员申请拨款；元老院也向十夫长委员会申请，要求他们在瘟疫传播开来以前，在同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中断以前，设法做好城市的粮食供应，以及为相当大一批现如今失去了工作的居民谋求生计。十夫长委员会则努力通过借贷和收税来筹集钱财。他们将筹集到的部分资金交给卫生委员会，部分交给贫穷之人，部分用于购买谷物，这样，从某种程度上说，弥补了现在的某些需求。然而，严重的苦难尚未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