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星期三下午,历史课。盖特克先生总在课上讲北美洲的人类历史。人类在北美洲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大部分我都毫不在意。为什么我们要学北美洲的人类历史呢?北美洲明明还有别的物种可以学习,比如树。为什么我们只学这种历史,而不学另外一种呢?

如果没有这些覆盖着北美洲大部分土地的树林,我们都将无法呼吸,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也压根儿不会存在。所以,在有一天的历史课上,我开始讲北美洲的树:这里原本植被繁茂,后来一度被砍伐殆尽,如今正在逐渐恢复。可现在的树林不再是原生林,而是再生林。其中的一些——比如美国栗树——大概再也无法恢复曾经的面貌了。我告诉盖特克先生,树一旦被砍光,就不一定能长回来。比如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那里原本也是一片葱茏。妈妈曾读过一本书,是一个名叫杰拉德·戴蒙德的男人写的。他在书中解释说,这些地区曾经都有大面积的植被覆盖。如果亚利桑那还是八百年前的样子,我会愿意搬去那里,爬树,玩泰山游戏,就像帕特·提尔曼一样。我会愿意去那里和爸爸一块儿生活,这样,两个马奇·王就又能在一起了。然而,那些树如今早已消失不见了。在它们死掉之后,亚利桑那再也没出现过那样的树,我永远都看不到它们了,永远。爸爸搬去了一个没有树的地方,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那样做。

我不想搬去亚利桑那。

盖特克先生打断了我,他指出,因为我们是人,所以学习人类的历史是有意义的。他还说,将来有时间的话会允许我在课堂上讲讲北美洲树的历史。于是,我就让他继续讲北美洲的人类历史,并且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听了一会儿,但那实在是太无聊了:人们从这里迁移到那里,一会儿打仗,一会儿盖房子,一会儿创立机构。无聊得让我想要尖叫——或者至少发出点哼哼声。

历史课之后就是数学课。有时候,我很喜欢数学课,尤其是讲到表格、图形或者测量东西的时候。我不喜欢方程序和算数,比如加减乘除之类的,数字在我脑子里混成一团。我总会不由自主地一遍又一遍地描画那些数字的形状,忘了它们所代表的意义。

观察数字时的困惑让我想起小时候学习认字的过程。妈妈、爸爸还有当时的老师帕蒂森小姐花了好长好长时间来教我认字,可我就是学不会。在我看来,要把字母一个一个念出来是件十分令人沮丧的事情。他们会指着一个图形——比如字母A——然后说“这个字母读作/ɑ:/或/ei/”,而我只会盯着它们看,嘴里发不出任何声音。很显然,书页上的这些图形并没有发出那样的声音。

那只是书页上的一个图形,根本就不会发出什么声音。

最后,我终于意识到,原来他们是想让我在看到那个图形的时候发出相应的声音。可是,那些图形和声音在我脑中没有任何关联,不论我多么努力地想把它们联系起来,A依然只是一个中间横着一条直线的锐角而已。我看见它的时候会想到一顶帐篷,因为这些线条的组合几乎与我六岁那年看见的橘色帐篷一模一样。那时候,我们在奥林匹亚南部的密马山丘附近野营。因此,有时我一看到那个图形就会说出“帐篷20”这个单词。每当我这样做的时候,爸爸就会十分气恼——我猜大概是因为“帐篷”的发音与他所期待的字母A的发音完全没有相似之处吧。

后来,妈妈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她在卡片上写了“帐篷”这个单词,然后画了一个三角形的帐篷图案,正好画在构成“帐篷”的四个字母旁边。这个帐篷差点被她涂成了绿色,幸好我及时阻止,告诉她帐篷应该是橘色的。她画得非常标准,几乎和我记忆中的野营帐篷分毫不差,这让我很高兴。我一看到这幅画就会想起那个帐篷。

接着,她把卡片放到我面前,指着这些字母,发出“帐篷”的读音,然后把图片遮住,又读了一遍。由于我看见过的一切都会像照片般储存在脑子里,所以即便是被她用手遮住,我还是能记得那些字母旁边画着一个帐篷。于是,我说:“帐篷。”就这样,我记住了第一个单词——这四个字母以这样的顺序排列时就代表帐篷的意思。

从那以后,我用这个方法记住了所有的单词。他们给我看一个单词,然后告诉我它代表什么意思,要是我不明白,他们就在旁边画一幅图画,这样我就能在脑子里把单词和图画联系起来了。这就是我学习认字的过程。现在,我依然有许多单词不会读,因为不知道单独的字母该怎样发音,也不想知道。重要的是单词,而非单独的字母。

对我来说,学习读字母就像非要通过观察一片树叶才能了解整棵树一样可笑。为什么不直接观察整棵树呢?

我不知道二十六个字母能有多少种组合,至少我能读懂自己的书,因为其中大多数单词的意思我都知道。我现在是这样阅读的——一句一句地读,因为每句话都是由单词组成的,而我知道这些单词按照一定的顺序组合起来是什么意思。这类似于把一棵棵单独的树苗种进一片林地,它们就会长成一整片树林。

我转过头,看着窗外,那儿有我想要观察的树。这时候,我突然想起,窗户旁边贴着一张纸,纸上画着一棵树。那是一棵很漂亮的树,鱼鳞般的树皮栩栩如生,我几乎能闻到它所散发的气味。浅蓝色的天空,树枝被风吹弯了腰,树叶随风摇摆,像极了教室外我最喜欢的那棵。以前,我经常去爬它,直到出现了不许在学校里爬树的规矩为止。

这幅画是班级里的一个女孩子画的。她把画送给了我,让我贴在桌子旁边的墙上,可我不知道她是谁。

我无法带市议会的人去看鹰树,让他们亲眼看看它是多么的不可思议、不容侵犯。不过,那个网站上说,可以在发表口头声明时提交一幅图画。我想,如果我交给他们这样一幅画——一幅如此生动、真实的画,他们也许就会理解我了。

我小心地揭掉贴纸,把画从墙上取下,然后站了起来。盖特克先生正在讲课。一见我站在那儿,他的声音突然顿住,磕巴了几个音节之后戛然而止。他努力想要继续讲课,但过了一会儿之后,声音中出现了一丝阻滞的尖锐感,就像我们家厨房里那把很少使用的旧菜刀。

“马奇,”他说,“我们在上数学课呢,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想知道是谁画了这幅画。”我说。

“这幅可爱的画是萨拉画的,”盖特克先生说着,指指坐在我右边的女孩,“你认识萨拉的,她坐在你旁边都有两年了。”“萨拉。”我说。我坐了下来,低头看着手里的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