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坠落（第2/3页）

无论原因何在，我知道我的心思是溜走了。我愈渐退缩回自身。我想我只是觉着一切那么……不合时宜。我们本就财务困难，我妻子不得不重新上班。我感到自责，觉得自己好像不够男人。如果我挣钱多点，我在家没准不会感到那么无用。这孩子死心塌地只要妈妈，在我没法安抚他、没法平息他的可怕状态时，她总表现出圣人般的耐心。也许是由于当我把他抱在怀里的时候，他能觉知到那似乎从我身上喷涌而出的不安。

我不去上班了。我已记不得这是怎么发生的并且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意识的决定，我只不过有天早上没起床。我没打电话到公司——我就是没去。这并非出于无礼，是我让自己陷入了当时我认为是一种自我怜悯的状态，心想没有人会真正在意我有没有去。我只是稍微睡个懒觉，晚点就去上班。或者可能明天去，或者星期三……

我在床上躺了几天。最后，几天变成几周。尽管我知道我们一直被教导说我们不该为精神疾病感到羞耻，但即便现在写这个的时候，我挺大程度上仍会那么觉得。我本无意将此事收入书中，我告诉自己这是不相干的，这不属于我们的故事。然而，假如我坦诚以待，那是因为我其实顶不希望知晓发生了什么。即使现在，时隔多年，承认自己连续数周躺在床上也要比我能告诉你的更让我羞愧。我那可怜的妻子……没人会真正知道那段时间给她造成了什么影响。我们纵有万般差异，但因为她所做过的一切，她将永远拥有我所有的爱与感激。

而你，儿子，那对你有何影响呢？这个价值百万美元的问题，我没一天不在问自己。有些暗无天日的时刻，我怀疑打那天开始的一切是否多多少少都是我的错，都是那个忽然决定躲在羽绒被下面暂且忘记世界的那人引起的。光阴流逝，我已学会稍加原谅自己了。我最大的希望是那对你的影响最小，希望你母亲的爱的千钧之力使你几乎没有留意到它。

当我在床上消磨我的所有时光，我开始失去对现实的把握。我的身体拒绝终日睡眠，因而我总是躺在那里。随着昼与夜混为一体，我开始沉思，翻来覆去地想事情，借助短暂侵入我的宇宙的关于世界的残片，创建我独有的一种现实形式。我听见楼下的电话响，公司打来表示关心的，在我听来很快就变成人们对我的嘲笑。

我现在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这种偏执。思之凿凿地认为人人都要来找我，指出我是世间的一个冒牌货。我一直觉得我随时可以终结这种状态，总想着我马上就会起床，这样就没事了。我会冲个凉，下楼，带这孩子去散步，然后就上班，万事大吉。我没生病，我只是想歇一歇。我这就振作起来，只要再躺一会儿。

后来社区医生来了，然后是社区的精神保健小组。我能跟他们说什么？我不能告诉他们，我是一头正走向瀑布后面的洞穴的大象。我不知道怎样将这些事的任何一部分形诸言语，而且如果我试图说出，我想我会泪流不止地哭啊哭啊。所以，我困在自己的现实中越久，这种现实就越安全。我不吃他们给的抗抑郁药物，当他们在白天我妻子上班了而这孩子在幼儿园时来找我，我不给他们开门。我每天冒险下楼去调小电话的音量，拔掉门铃的电池。然后我撤回去，又钻进羽绒被下面；如果我完美地一动不动地躺着，我甚至可以说服自己我根本不存在。

没过多久，我丧失了对真实与虚幻的最后的感知力。在事情终于有点头绪之前，我甚至不确定我在卧室里待了多长时间。我记得分明的是，妄想症已大获全胜。那是在初夏时节，奇怪的苍蝇飞入房间，而我相信它们是安装了微缩摄像头的间谍，不是我老板就是医疗组织派来的。他们都不值得信任。每个人都成了我的敌人。数周以来我一直在头脑中与自己进行的对话终于迸溅出来，我开始大声对自己说话。那点最后的感知力没了。

我尤为记得一个上午，家里出现乱糟糟的动静，我能听见楼下的人声模糊地交谈着。我记得我不确定它们是不是真的，并且记得这种感觉有多么可怖。到这时我才知道我是病了，但感觉这仍像是我自造的某种东西。我想我能让自己迅速跳出来。假如我当天起来去工作，这些统统不会发生。

声音最终进房间来了。一位精神科顾问医生，一位精神科护士，我的社区医生，还有一名社工。好大阵容！他们踱进来，一只苍蝇尾随其后穿过门洞。这是个预兆——如果我需要一个的话——预示他们都是坏人。

我藏在羽绒被之下躲开他们，他们说话时，我想逃得更远，远至那个我独有的世界。那精神科护士——一个与我同名的英俊温柔的爱尔兰男子，即便那时我也觉得他是个好人——俯下身来，我感到他的手隔着羽绒被放到了我的背上。“约翰，你生病了。我们大家认为去医院住一阵子对你会有帮助。”

如同过去在壁炉前看电视的那些时日，我确保不让他知道，但是那天，他的举动中有什么东西触动了我。在昏暗中，我的肩膀仍僵滞着，眼泪却沿着脸颊汩汩而下。“好，”我在羽绒被下咬着嘴唇说，“我下午就去。”

我感觉他们不相信我。这毕竟不是别人第一次建议我住院，社区精神保健组几星期前就试过劝说我。

“我们希望你现在就去，约翰。”精神科顾问医生说。他企图以护士约翰那种浑然天成、柔软而温和的嗓音说话，但不怎么管用。在我听来，他的语调中含有一点胁迫，“外面有辆救护车载你去。”

我终究同意了。我不断地想拖延，因为那心理医生将我推上了绝境，加剧了我的妄想症。“我抽根烟就好。”“我得先换衣服。”……

他们告诉我救护车在等着，所以又被劝说了一会儿后，我投降了。几周甚至几个月来，我第一次踏出家门。那天，世界显得有些不一样了；不太真实。我无法形容。

唯一错不了的真实事物，是那辆停在门前的救护车。它看去与周遭格格不入，一如救护车在熟悉的环境中常有的样子。那就像《神秘博士》的一个场景，你在其中看到塔迪斯[1]停在现代卡迪夫城[2]的中央，在它后面，微微抬升的马路上停着一辆警车。但当时我并没有想到这些——毕竟我是在伦敦的东南部。

我登上救护车，坐在靠近后门的下拉座位上。“恐怕你得躺到床上去，”卫生员说，“座位不够。”

我耸耸肩，爬上担架床。他立刻将几根红皮带从我身上拉过去绑住我，这样我的手脚就动不了了。“放心，兄弟，”我说，“我不是嗜血的汉尼拔·莱克特[3]。”没一个人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