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2/5页）

看来老太太已经反复解释过无数遍了，她说起话来不带任何感情，流畅爽利。

很难赋予80分钟的记忆一个具体的形象。当然，我曾经无数次照顾过病人，可我想象不出那些经验究竟能发挥怎样的效用。事到如今，我才重又想起客户卡上密密麻麻排列着的蓝色星号。

单从主屋望过去，偏屋显得是那样的寂寥，感觉不到有人生活的气息。红罗宾树篱上安着一扇前后开的门，通向偏屋，样式古老。再仔细点，就看到门上挂着一把牢固的大锁，已经锈得不成样子，还粘着鸟粪，看样子早已经是无论插进去怎样的钥匙都打不开了。

“那么，从后天也就是礼拜一开始，你没意见吧？”

老太太似乎不想给我多余的窥探空间，直奔主题。就这样，我成了博士的保姆。

同气派的主屋相比，偏屋简陋过了头，显得寒碜。平房结构，很小，冷然地缩着，给人勉勉强强盖在那里的印象。或许是为了掩饰这种印象，偏屋周围一任树木恣意地生长，不加修剪。另外，大门口日照不足，门铃坏了，揿不响了。

“你鞋子穿几码？”

当我告诉他我是他的新保姆时，博士最先问的不是我的名字而是鞋子的尺码，此外没有一句寒暄，也没有点头或躬身致意。无论在怎样的情形底下，面对雇主都不能用问题来回答问题；我遵照这一保姆铁律，按照他所问的作出回答：

“24。”

“嗬！真是个爽快的数字。是4的阶乘。”

博士说完双手抱胸，闭上了眼睛。接着一阵沉默。

“请问阶乘是什么？”

我想，虽然不明白他用意何在，但既然对于雇主来说鞋子的尺码意义深远，那我就应该把话题再往上面引，于是问了这个问题。

“把从1到4的自然数相乘就得出24。”博士闭着眼睛答道。“你家电话号码是多少？”他又问。

“576—1455。”

“你是说5761455？很不错嘛！等于1到1亿之间存在的素数的个数。”博士点着头，像是由衷地表示赞叹。

尽管无法理解自己家的电话号码好在哪里，但我能感受到他语气中所含的暖意。他的样子不像在卖弄自己的学识，相反，让人感觉到了谦虚和坦诚。他传达了一种温情，让人陷入一种错觉，以为自己的号码或许蕴藏着某种特别的命运，而拥有这个号码的自己的命运也是特别的。

开始保姆工作、进出这个家一段时间后，我得出一个结论：在不知所措、不知说什么好的时候，博士会搬数字出来代替语言，这是他的习惯，是他为了同别人交流研究出的一个方法。数字是他为了同对方握手而伸出的右手，同时也是他保护自身的外套。这件外套又厚又重，从外面摸不出身体的轮廓，也没有一个人能够把它脱下来。只要穿着它，他就能暂时确保自己不显得手足无措。

在我辞去这份工作之前，我们每天早晨都要在大门口谈谈数字。对于80分钟一过记忆就会消失的博士而言，出现在大门口的我永远是初次见面的保姆。因此，他每回必定要遵守礼节表示一下对于初次见面者的客气。他询问的数字除了鞋子尺码和电话号码，还有邮政编码、自行车牌照号以及名字的笔画等好几类，但无论哪个数字，他总能立刻给出那个数字的含义。他一点没有竭力寻找含义的样子，倒像是阶乘啦素数啦这些东西随随便便自己就从他嘴里跳出来了似的。

在听博士逐个解释过阶乘及素数的构成之后，我依然对大门口的问答感觉新鲜有趣。当得知自己家的电话号码除连接电话之外还包含着另一层含义，当那含义所带有的澄澈的回响在耳畔萦绕，我就能安安心心地开始一天的工作。

博士64岁，原本是大学数论专业的教师，外表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显憔悴。不单单显老，他给人的印象是营养没能很好地输送到身体的角角落落。他佝偻得厉害，显得他估摸仅有160厘米的身体越发的瘦小；瘦骨嶙峋的脖颈上，皱纹之间积着体垢；一头白发乱蓬蓬的，随心所欲地跳向东跳向西，把一双难得的招福耳遮住了一半。他的声线细细弱弱，他的动作慢慢吞吞，无论做任何事，所花费的时间都是你我所预想的两倍。

尽管如此，只要你不被这样的苍老表象所迷惑，仔细观察，就能发现他长着一张美男子的面孔。残留的面影使人想到，至少在过去，他肯定是美男子。他下巴轮廓分明，五官深刻清晰，营造出迷人的阴影。

无论在家还是次数极少的外出之时，博士无一例外地每天穿西装打领带。他衣柜里的所有衣物包括分别在冬、夏、春秋穿的西装共三套、领带三条、衬衫六件，真真正正的羊毛外套（不是数字编织而成）一件，此外连一件毛衣、连一条棉裤也没有。对一个保姆来说，这倒是一个难得的、容易收拾的衣柜。

他可能不知道这个世上除了西装之外还存在别的衣服款式。他对别人的装扮之类不感兴趣，恐怕更是从没想过把时间浪费在关心自己的外表上。早晨起来打开衣柜，看到哪套西装没包干洗店的塑料袋就拿过来穿上，这样就已足够。三套西装每套都是深色，都穿旧了，与博士的气质非常相称，甚至几乎就像早已化作了他皮肤的一部分。

但是说到西装，最令我困惑的是上面这里那里用回形针别着的无数张便条。这些便条占据着领口、袖口、口袋、上衣下摆、裤腰带以及纽孔等所有你能想得到的地方。西装被回形针别得皱皱巴巴，都走样了。便条有的是随手撕的纸片，也有的已经发黄，眼看要破了，上面都写了些字。要想知道内容，就得凑近了凝神去看。大概是为了弥补80分钟记忆的不足，记下必须记住的事情，又为了怕忘记把便条搁哪儿了，就把它们别到身上——这一点我能理解，至于如何接受他的这种形象，这问题可远比回答鞋子尺码难多了。

“总之你先进来。我还有工作要做，顾不上招呼你，你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吧。”

博士说着招呼我进屋，然后径直进了书房。他一动，便条随之擦响，发出沙沙沙、沙沙沙的声音。

根据我从那九个被解雇的保姆同事的话里一点一点收集到的信息，主屋的老太太是孀居，她去世的丈夫和博士是兄弟关系。博士的父母去世得早，尽管如此，博士之所以依然能够去英国的剑桥大学留学，继续专攻数学，全靠他哥哥辛辛苦苦把父母留下的纺织厂发展壮大，为比自己小一轮的弟弟缴付学费。而就在弟弟拿到博士学位（他是真真正正的博士），在大学的数学研究所找到工作，终于能够独立的时候，哥哥却得急性肝炎死了。遗孀不曾生养小孩，就关了工厂，在原来的那块地上建起了公寓，开始靠房租收入维持生计。叫两人平静的生活为之一变的，是博士47岁时卷进去的一起交通事故。那天，反向车道有辆车的车主瞌睡驾驶，撞上了博士开的车，致使他脑部遭受到无法治愈的损伤。结果，他失去了研究所的工作。从那以后，他除了依靠解答数学杂志上的悬赏问题赚取可怜的一点奖金外再没其他收入；他也没结婚，直到64岁的现在，他都离不开孀居老太太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