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夫的利川：唱响尘世的挽歌（第3/3页）

20岁那年我成为一名中学教师，在某个黄昏醉醺醺地穿过古老的街巷。1982年的路灯下站着一个佝偻苍老的男人，我认出他是童年的仇人。五岁，对，五岁我就记住了他凶神恶煞的面孔。这人是个造反派头目，打过我父亲，还曾经弄个歪把子机枪架在我家门口。幼年的我只能躲在外婆膝下瑟瑟发抖，害怕那像喇叭花一样的枪口突然喷射火焰。现在，我长大了，身强力壮，而他已走向暮年。酒精点燃了我的双眼，我发疯般地扑上去，把他摁倒在地拳脚相加。

他已经完全认不出我，永远无法理解自己为何突遭暴打。我一拳一拳地打着，直到耗尽全身力气，直到他头破血流。

但是翌日酒醒之后，我感到内疚，于是开始暗中观察他的人生，我才发现这个仇人其实可怜至极。他姓周，本是我父亲所在煤矿的普通工人，出身贫苦，没有文化，家庭负担沉重。工人阶级虽然号称领导“文革”，但他还是必须每天下井采煤，如同下到幽深的地狱。这样的人积怨已久，当领袖号召他们去夺权造反，必然敢于摧毁一切。

不幸的是，当疯狂的时代终结，像他这样的“风流人物”只能沦为炮灰。他被煤矿开除，成了拉板车运石头的苦力。一次下坡刹不住脚，他被装满石头的板车轧断腿，从此残废。乡村里一个男人变成残废，就意味着整个家庭垮掉，以至于他的女儿不得不去卖淫。他抱着誓死捍卫毛主席的决心投身革命，却换来无尽的苦难。这个国家愚弄了自己的子民，命运惩罚他，比惩罚我的父辈更加惨烈。

现在还有没有可能，把被打碎的民间传统找回来，重新建立基层的秩序？我相信可能，但是一定需要若干年的努力。历史的进化不可逆转，只是具体时机出自偶然。

故乡 死是欢乐的解脱

可能我们这一代人还有“故乡”的概念，年轻人已经越来越淡漠了。从前，每个人的故乡都有鲜明特色，不同的城镇或乡村，不同的风俗和文化。可是30年来经济发展，大家都在追求现代化、国际化，全国各地都在慢慢趋同。我走过很多地方，看上去每个县城都一模一样，街头招牌林立，建筑杂乱无章。去年我开车回利川，特意在古街停车下来看，沧桑变化，触目惊心：整条街已经搬空了，只剩下寂静无人的吊脚楼。古街死去了，因为新的公路修建进来，人们都搬去靠近公路的新村，这里已经不再是集市的中心。大家都住砖屋了，腐朽的木板楼也没有用处，连拆掉的价值都不存在，只好废弃。

这样一种村庄变迁的历史，与整个社会紧密相连。今天中国有无数个像我的故乡一样的村庄，正在一点点死去。我看着古街两旁破败的房屋，想想当年这里边都有家族世代繁衍，无数辛酸快乐的故事，现在都烟消云散，只剩下寒风穿过窗棂。

我是土家族，现在常常努力回想那些快被遗忘的风俗。土家族的姑娘出嫁前，要请来闺中密友，大家一起围着火塘，唱伤心的歌曲，告别少女时代。这叫“哭嫁”，因为歌曲都带着哭腔，咿咿呀呀，唱的内容是告别父母，告别兄弟姐妹，告别乡邻。新娘要用歌声感谢养育她的故乡，感谢每个曾经对她好的人。

土家族的丧礼也很有特色，叫做“跳丧”，就是跳舞，真正的舞蹈，极漂亮。 “跳丧”以死者的棺材为中心，一群汉子打着鼓，绕着棺材边唱边跳，又叫“绕棺”。棺材成了巨大的道具，歌声苍凉，直入云霄。

按照土家族的传统，死亡是一种欢乐的解脱，是喜事，相反婚姻却是苦难的开始，所以婚礼要哭，丧礼要笑。1983年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外婆去世了，她的丧礼就成了我们小镇的盛大节日，备极哀荣。丧礼上有民间的班子唱“孝歌”，就是根据死者的实际情况，即兴编词，用调侃的调子唱出来，努力把丧礼上的人们逗乐。

现在，“哭嫁”和“跳丧”都已罕见。如今的女孩子已经不会唱那些古老哀伤的歌曲，而且她们也不觉得这种仪式有什么意义，甚至觉得害羞、可笑。也有亲戚朋友会来陪她度过出嫁前夜，不过大家在一起就是吃吃喝喝，打打麻将。

前不久我有个朋友出车祸死掉，我从北京赶回老家去参加他的丧礼。我非常吃惊：棺材当然没有了，现在都是火化，只有骨灰盒。可是我们那里的殡仪馆还试图用新形式来取代“孝歌”，于是设置了一套卡拉OK机———死者的女儿在殡仪馆里唱卡拉OK，唱“党啊亲爱的妈妈”———这多么荒诞，多么格格不入。

那一刻，我又想起了外婆。她死在山里，下葬时坟头朝向东北方：遥迢山河之外的江汉平原，是外婆的故乡。我亲手将她装进棺木，并且立下誓言：十年后一定让外婆魂归故里。然而十余年过去，当我终得重返巴山深处时，父亲已逝，母亲失踪，我跪在外婆坟前哭泣焚纸，而后开棺拾骨———棺木中只有一副干干净净的骨架，外婆的肉身和衣饰皆已消散。我恭敬地把外婆的遗骨收入木箱，背起箱子，心说：外婆，走，孩儿带您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