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夫的利川:唱响尘世的挽歌(第2/3页)

我家理所当然地被抄了。外婆的缝纫机被搬走,辱骂母亲的大字报贴满门窗,两个姐姐失学,还有人把机枪架在我家门口恐吓。现在我说自己的童年结束在四岁,是因为在那以后,我不再天真快乐,耳闻目睹的太多恶行,让我变得沉默寡言。

原本我们会认为,越是在民风淳朴的底层社会,人与人之间越是充满关爱。问题是,在当年那样的政治环境下,对“阶级敌人”的友善,会给自身带来危险。你必须表现出人性中的恶,否则自身难保。原本常受外婆接济、对我家感恩戴德的乡邻们,突然都横眉立目。我看见街上的泥瓦匠每天在擦手枪,铁匠天天在打造梭镖和大刀,平日里老实巴交的乡民,一夜间都变成唱戏的:他们粉墨登场,戴着红袖章,扎着武装带,斜挎着盒子炮,在街上巡回来去,像是在彩排一出惊悚剧。

可是敌人在哪里呢?镇上流言纷飞,某天传说四川万县的造反派要来血洗利川,人们就架起了铁丝网和机枪,还在国道上埋下地雷。某天又是警报尖叫,说苏修的坦克已开到邻县,要我们全体钻山洞备战。还有一天,我亲眼目睹一群饥饿的知青,洗劫了镇上仅有的一家饭馆的馒头。于是全镇老少大打巷战,像追杀日本鬼子一样,把几十个知青全都打倒在街头。

还是说回我自己吧。念小学时,我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可是生性调皮,班主任不喜欢我。于是到小学毕业,学校就不让我继续上初中。没办法,我只好上山打柴。1990年我发表过一个中篇《少年樵夫》,说的就是这段生活。你无法想象那个年代的人,为何要与一个小孩子为难,我差点就变成一个小学文化程度的社会混混。母亲一生不低头,唯独为了我去求文教站的站长。是母亲屈辱的泪水,使我重返课堂。

父亲 罪恶也可以原谅

从小就目睹这么多暴行,我为什么没有变成一个恶人?今天我常常反省自己的成长道路,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侥幸。“性本善”还是“性本恶”是千古争论的话题,我倾向于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善也有恶,一切取决于家庭和社会的教化。在非常年代,即使我们那种偏远的小镇,也会变成血腥的杀场;即使我还是一个幼稚的少年,也险些变成内心充满仇恨的暴徒。

镇上被斗的不是只有我家,当时镇长姓段,他儿子是我同学,所以我知道他家的一些遭遇。有一天早晨,镇长正在扫地,一个造反派端着步枪闯入他家。

大约是喝醉了,造反派喊:“抬起头来!”镇长就抬起头。“砰”,枪响了。

两人无冤无仇,事情就是这样,没有王法,没有理由。镇长无端被打了一枪,所幸没死,后来抢救活了。开枪的人也不是没事,后来判了几年刑,刑满也就放回来了。可是这件事启发了我:原来开枪可以肆无忌惮。

我想起自己也有枪,一把玩具枪。

这把枪是父亲给我买的。上世纪60年代,孩子的玩具枪还很简陋,只是一种有弹簧、可以发射黄豆或小石子的简易装置,也就三五米射程,杀伤力没有,顶多也就把你打疼一点。可是我拿着这把枪干了件大事———我往枪管里装的不是黄豆或石子,而是满满一管石灰。

当时镇上有个“孩子王”,他父亲是革委会主任。这个革委会主任是斗过我父亲的,他的儿子也经常在街上欺负我,见到我就骂我是地主的孩子,高喊打倒我父亲的口号。于是那天我往玩具枪里装满石灰之后,就像古典小说里写的那样,“手有利器,心生杀机。”

我找到那个孩子,对他喊:“抬起头来!”他应声抬头,我扣动扳机,“砰”。

一枪管石灰,近距离打在他眼睛上,就只听一声惨叫,继而是痛苦的大哭。大人们蜂拥而出,把那个孩子弄到医院去清洗。我看着袅袅冒烟的手枪,呆立原地。

最后总算是没有瞎掉,如果他瞎掉的话我还不知会怎样。回家后母亲将我一顿暴打,打完丢下一句话:“等你父亲回来再收拾你。”

父亲还在矿上,一个月才能回来一次。我整个月都像等死一样,因为知道父亲打人是很厉害的。到父亲回来那天,我老老实实吃完饭,站到父亲面前,准备挨打。

父亲脸色铁青,问我:“为什么要打人家眼睛?”

我说:“因为他见到我就喊口号,要打倒你。”

我等待中的一场暴打竟没有发生。父亲沉默了。也许在那一刻,他突然理解了儿子的心情。我是他唯一的儿子,儿子由于父亲的原因受到侮辱,他却没有能力保护。

过了一会儿,父亲说:“去睡吧。”

那也是我对父亲的第一次理解。多数做父亲的人,见到儿子闯这么大祸,肯定要打。可是父亲没有打我,那一刻我可以感受到,父亲内心充满了对我的怜爱,还有歉疚。在某种意义上,罪恶也是可以被原谅的。

复仇 数风流人物,沦为炮灰

开枪事件就这样过去了。我没有受到父亲的责罚,但是可以想见,他和母亲背后一定替我承担了很多,比如赔偿,比如挨骂,比如低声下气地道歉,一切都不得而知。不过后来我发现,古街上的形势发生了变化:由于我一枪打倒了街上的孩子王,我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新的孩子王。一直到“文革”结束,我考上大学,依旧是打群架的好手,挥手就能招来几十个小弟。而且那时候我们打群架,已经开始动刀子了,我身上现在还留有当年的刀疤。在1983年“严打”之前,社会上确实常见打架斗殴,整整一代年轻人在“文革”中成长起来,骨子里积淀了太多的恶,就会出现群体性的释放。

不过我使用暴力有个前提,就是绝不欺负人。我打群架都是因为某个弟兄被人家欺负了,我才会带着人去找他们算账。纯粹使用暴力是不行的,还必须有头脑,有是非观,才能赢得尊重,中国底层社会的秩序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不得不承认,众生有差异,平等只在精神层面上存在,现实中每个人生下来就有血统、性格、环境、文化的差异,我们都站在不同的起跑线上。一些人跑得快些,就在宗族中掌握权力和财富,享有威望,同时承担责任,维持基层秩序,这就是几千年来的乡绅自治。而一场“文革”,用血腥暴力的方式重新洗牌,把所有人打回原点,乡绅阶层被作为“阶级敌人”消灭了,一切秩序重归混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