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史》第六章宋·辽·金部分（第2/6页）

崇政初为太祖之简贤讲武，“有柱廊，次北为景福殿，临放生地”，规模甚壮。太宗真宗仁宗及神宗之世，均试进士于此，后增置东西两阁，时设讲读，诸帝日常“观阵图，或对藩夷，及宴近臣，赐花作乐于此”，盖为宫后宏壮而又实用之常御正殿，非唯“阅事之所”而已。

宋宫城以内称宫者，初有庆圣及延福，均在后苑，为真宗奉道教所置。广圣宫供奉道家神像，后示奉真宗神御，内有五殿，一阁曰降真，延福宫内有三殿，其中灵顾殿，亦为奉真宗圣容之所。真宗咸平中，“宰臣等言：汉制帝母所居称宫，如长乐积庆……等，请命有司为皇太后李建宫立名。……沼以滋福殿〔即皇仪）为万安宫”。

母后之宫自此始，英宗以曹太后所居为慈寿宫，至神宗时曹为太皇太后，故改名庆寿（在福宁殿东）；又为太后建宝慈宫（在福宁西）等皆是也。母后所居既尊为宫，内立两殿，或三殿，与宋以前所谓“宫”者规模大异。此外又有太子所居，至即帝位时改名称宫，如英宗之庆宁宫，神宗之睿成宫皆是。

初，宋内廷藏书之所最壮丽者为太宗所置崇文院三馆，及其中秘阁，收藏天下图籍，“栋字之制皆帝亲授”，后苑又有太清楼，尤在崇政殿西北，楼“与延春仪凤翔鸾诸阁相接，贮四库书”。真宗常“曲宴后苑临水阁垂钓，又登太清楼，观太宗圣制御书，及亲为四库群书，宴太清楼下。”作诗赐射赏花钓鱼等均在此，及祥符中，真宗“以龙图阁奉大宗御制文集及典籍，图画，宝瑞之物，并重待制学士宫，自是每帝置一阁”。

天章宝文两阁（在龙图后集英殿西）。为真仁两帝时所自命以藏御集，神宗之显谟阁，哲宗之徽猷阁，皆后追建。唯太祖英宗无集不为阁。徽宗御笔则藏敷文阁。是所谓宋“文阁”者也。每阁东西序皆有殿，尤图阁四序曰资政崇和宣德述古，天章阁两序曰群玉蕊珠；宝文阁两序曰嘉德延康。内庭风雅，以此为最，有宋珍视图书输墨之风，历朝不改，至徽宗世乃臻极盛。宋代精神实多无形寓此类建筑之上。

后苑禁中诸殿，龙图等阁，及太后各宫，无在崇政殿之东者。唯太子读书之资善堂在元符观，居宫之东北隅，盖宫东部为百司供应之所，如六尚局，御厨殿等及禁卫辇官亲从等所在。东华门及宫城供应入口；其外“市井最盛，盖禁中买卖所在。”

所谓外诸司，供应一切燃料、食料、器具、车驾及百物之司，虽散处宫城外，亦仍在旧城外城之东部。盖此以五丈河入城及汴蔡两河出城处两岸为依据。粮仓均沿河而设，由东水门外虹桥至陈州门里，及在五丈河上者，可五十余处。东京宫城以内布置。乃不免受汴梁全城交通趋势之影响。后苑部署偏于宫之西北者。亦缘于“金水河由西北水门入大内，灌其池浦”，地理上之便利也。

考宋诸帝土木之功。国初太祖朝（公元九六○—九七六年）建设未尝求奢，而多豪壮，或因周庙之制，宋初视为当然，故每有建置，动辄数百间。如太极诏“干右掖门街临汴水起大第五百间”以赐蜀主孟昶；又于“朱雀门外建大第甲于辇下，名礼贤宅，以行钱俶”，及“开宝寺重起缭廊，朵殿凡二百八十区”，皆为豪举壮观。

及太宗世（公元九七六—九九七年），规模愈大。以其降生地建启圣院，“六年而功毕，殿宇凡九百余间，皆以琉璃瓦覆之”。又建上清太平宫：“宫成，总千二百四十二区”，实启北宋崇奉道教侈置宫殿之端。其它如崇文院，三馆，秘阁之建筑，“轮央壮丽，冠乎内庭，近世鲜比”。“端拱中，开宝寺造塔八角十三层，高三百六十尺。”塔成，“田锡上疏曰：众谓金碧荧煌，臣以为涂膏衅血，帝亦不怒”。画家郭忠恕，巧匠喻浩，皆当时建筑人材，超绝流辈者也。

真宗朝（公元九九七—一○二二年）愈崇道教，趋祥异之说，盛礼缛仪，费金最多。作玉清照应宫“凡二千六百一十楹，以丁谓为修宫使，调诸州工匠为之，七年而成”。不仅工程浩大，乃尤重巧丽制作。所用木石彩色颜料均四方精选。殿宇外有山池亭阁之设，环殿及廊庑皆遍绘壁画。艺术之精，冠于北宋历朝宫观。殿上梁曰“上皆亲临护，……工人以文缯裹梁，金饰木，寓龙负之辂以千。……修宫使以下及营缮掌事者，咸赐以衣带金帛”。此宫兴作之严重，实为特殊，此后真宗其它建置莫能及，但南熏门外奉五岳之会灵观，及大内南，奉圣祖之景灵宫（宫之南壁绘赵氏事迹二十八事）则皆制度华美，均以丁谓董其事。京师以外，宫观亦多宏大，且诏天下州府，皆建道观一所，即以天庆为名。

仁宗之世（公元一○二三—一○六三年），夏始自大，屡年构兵，国用枯竭，土木之事仍不稍衰，但多务重修。明道元年（公元一○三二年），修文德殿成，宫中又大火，延烧八殿，皆大内主要，如紫宸，垂拱，福宁，集英，延和等殿。“乃命宰相吕夷简为修幕大内发四路工匠给役，又出内库乘舆物及缗钱二十万助其费”。先此两年（天圣八年），玉清照应宫因雷雨灾，时帝幼，太后垂帘泣告辅臣，众恐有再葺意，力言“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为灰烬，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复修葺，则民不堪命。……”吁是宫不复修，仅葺两殿。二十五年后（至和中），始又增缮两殿，改名万寿观，仁宗末季，多修葺增建、现存之开封琉璃塔，即其中之一。名臣迭上疏乞罢修寺观。

欧阳修上疏《上仁宗论京师土木劳费》中云：“开先殿初因两条柱损，今所用材植物料共一万七千五有零。又有睦亲宅，神御殷，……醴泉观……等处物料不可悉数，……军营库务合行修造者百余处。……使厚地不生它物，唯产木材，亦不能供此广费。”又云：“……累年火灾，自玉清照应，洞真、上清、鸿庆、祥源、会灵七宫，开宝、兴国两寺塔殿，并皆焚烧荡尽，足见天厌土木之华侈，为陛下惜国力民财……”。终仁宗朝，四十年间，焚毁旧建，与重修劳费，适成国家双重之痛也。

英宗在位仅四年（公元一○六四—一○六七年），土木之事已于司马光《乞停寝京城不急修造》之疏个见其端倪。盖是时宫室之修造，非为帝王一己之意，臣下有司固不时以土木之宏丽取悦上心。人君之侧，实多如温公所言，“外以希旨求知，内以营私规利”之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