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第2/8页)

第一洞No.16 No.16(立佛洞) 接引佛洞 第二洞No.17 No.17(弥勒三尊洞) 阿闪佛洞 第三洞No.18 No.18(立三佛洞) 阿闪佛洞 第四洞No.19 No.19(大佛三洞) 宝生佛洞 第五洞No.20 No.20(大露佛) 白佛耶洞 第六洞No.21 (塔洞) 千佛洞

本文仅就建筑与装饰花纹方面研究,凡无重要价值的小洞,如中部西端三洞与西部东端二洞,均不列入,故篇中名称,与沙畹、关野两人的号数不合。此外云冈对岸西小山上,有相传造像工人所凿,自为功德的鲁班窑二小洞;和云冈西七里姑子庙地方,被川水冲毁,仅馀石壁残像的尼寺石祗洹舍,均无关重要,不在本文范围以内。

二 洞的平面及其建造年代

云冈诸窟中,只是西部第一到第五洞,平面作椭圆形,或杏仁形,与其他各洞不同。关野常盘合著的《支那佛教史迹》第二集评解,引魏书兴光元年,于五缎大寺为太祖以下五帝铸铜像之例,疑此五洞亦为纪念太祖以下五帝而设,并疑《魏书释老志》所言昙矅开窟五所,即此五洞,其时代在云冈诸洞中为最早。

考《魏书释老志》卷百十四原文:“……兴光元年秋,敕有司于五缎大寺内,为太祖以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太安初,有师子国胡沙门邪奢遗多浮陁难提等五人,奉佛像三到京都,皆云备历西域诸国,见佛影迹及肉髻,外国诸王相承,咸遣工匠摹写其容,莫能及难提所造者。去十馀步视之炳然,转近转微。又沙勒胡沙门赴京致佛体,并画像迹。和平初,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初,昙曜以复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见于路,……帝后奉以师礼。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足。雕饰奇伟,冠于一世。……”

所谓“复法之明年”,自是兴安二年(公元四五三),魏文成帝即位的第二年,也就是太武帝崩后第二年。关于此书,有《续高僧传》昙曜传中一段记载,年月非常清楚:“先是太武皇帝太平真君七年,司徒崔皓令帝崇重道士寇谦之,拜为天师,珍敬老氏。虔刘释种,焚毁寺塔。至庚寅年(太平宾君十一年),太武感疠疚,方始开悟。帝心既悔,咏夷崔氏。至壬辰年(太平真君十三年亦即,安兴元年)太武云崩,子文成立,即起塔寺,搜访经典。毁法七载,三宝还兴;曜慨前陵废,欣今重复……”由太平真君七年毁法,到兴安元年“起塔寺”“访经典”的时候,正是前后七年,故有所谓“毁法七载,三宝还兴”的话;那么无疑的“复法之明年”,即是兴安二年了。

所可疑的只是:(一)到底昙曜是否在“复法之明年”见了文成帝便去开窟;还是到了“和平初,师贤丰”他像了沙门统之后,才“白帝于京城西……开窟五所”?这里前后就有八年的差别,因魏文成帝于兴安二年后改号兴光,一年后又改太安,太安共五年,才改号和平的。(二),《释老志》文中“后帝奉以师礼,曜白帝于京城西……”这里“后”字,亦颇蹊跷。到底这时候,距昙曜初见文成帝时候有多久?见文成帝之年因为兴安二年,他禀明要开窟之年(即使不待他做了沙门统),也可在此后两三年,三四年之中,帝奉以师礼之后!

总而言之,我们所知道的只是昙曜于兴安二年(公元四五三)入京见文成帝,到和平初年(公元四六O)做了沙门统。至于武州塞五窟,到底是在这八年中的哪一年兴造的,则不能断定了。

《释老志》关于开窟事,和兴光元年铸像事的中间,又记载那一节大安初师子国(锡兰)胡沙门难提等奉像到京都事。并且有很恭维难提摹写佛容技术的话。这个令人颇疑心与石窟镌像,有相当瓜葛。即不武断的说,难提与石窟巨像,有直接关系,因难提造像之佳,“视之炯然……”而猜测他所摹写的一派佛容,必然大大的影响当时佛像的容貌,或是极合理的。云冈诸刻虽多健驼罗影响,而西部五洞巨像的容貌农褶,却带极浓厚的今印度气味的。

至于《释老志》,“昙曜开窟五所”的窟,或即是云冈西部的五洞,此说由云冈石窟的平面方面看起来,我们觉得更可以置信。(一)因为它们的平面配置,自成一统系,又自左至右五洞,适相联贯。(二)此五洞皆有本尊像及胁持,面貌最富异国情调,与他洞佛像大异。(三)洞内壁面列无数小龛小佛,雕刻甚浅,没有释迦事迹图。塔与装饰花纹亦甚少,和中部诸洞不同。(四)洞的平面由不规则的形体,进为有规则之方形或长方形,乃工作自然之进展与要求。因这五洞平面的不规则,故断定其开凿年代必最早。

《支那佛教史迹》第二集评解中,又谓中部第一洞为孝文帝纪念其父献文帝所造,其时代仅次干西部五大洞。因为此洞平面前部,虽有长方形之外室,后部仍为不规则之形体,乃过渡时代最佳之例。这种说法,固甚动听,但文献上无佐证,实不能定谳。

中部第三洞,有太和十三年铭刻;第七洞窗东侧,有大和十九年铭刻,及洞内东壁曾由叶恭绰先生发现之太和七年铭刻。文中有“邑义信士女等五十四人……共相劝合为国兴福,敬造石庙形象九十五区及诸菩萨,愿以此福……”等等。其他中部各洞全无考。但就佛容及零星雕刻作风而论,中部偏东诸洞,仍富于异国情调。偏西诸洞,虽洞内因石质风化过甚,形象多经后世修葺,原有精神完全失掉,而洞外崖壁上的刻像,石质较坚硬,刀法伶俐可观,佛貌又每每微长,口角含笑,衣褶流畅精美,渐类龙门诸像。已是较晚期的作风无疑。和平初年到太和七年,已是二十三年,实在不能不算是一个相当的距离。且由第七洞更偏西去的诸洞,由形势论,当是更晚的增辟,年代当又在太和七年后若干年了。